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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agency forms, analyzes the phenomenon of 'presence' being repriced in the era of AI avatars, proposes profound insights such as avatar tax and unequal stratification, and calls for preserving boundaries for genuine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腾 腾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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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章文龙 2026-06-23 17:30 北京
当AI能替你做一切，你做什么？
章文龙 腾讯研究院特约作者
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战役尚未结束。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使穿越英吉利海峡，在伦敦交易所的同行还在等待官方战报时，把惠灵顿胜利的消息提前24小时送到了内森·罗斯柴尔德手中。内森本身没有亲自上场买卖股票，他就站在交易大厅的柱子旁边，先卖出英国国债。其他交易员看到罗斯柴尔德在卖，以为英国战败，跟随抛售。在恐慌的最低点，罗斯柴尔德的代理人们，借助一个个中间账户，悄悄把大部分英国国债买了下来。
当然，这个故事的真伪在历史学界仍有争议，但它揭示了一种古老的资本结构，真正掌握权力的人，往往不亲自在场。在场的，是他的代理人，他的信使，他的影子。
两百年后，我们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代理人。我们叫它AI分身。现在，我们的分身在代替我们社交，替我们工作，替我们在场。但紧接而来的是一个新的问题，就是 当分身替代了你的大部分活动，那个真正属于你的你，正在做什么？分身省下来的时间，去了哪里？最关键的是，当你不在场时，谁在以你的名义行动？ 两千年的代理史
13世纪，意大利商人发明了代理交易（commenda）这种合伙形式，把“人在威尼斯的资本”和“人在君士坦丁堡的劳动”分开计价。资本所有者不出海，承担风险并分享收益。代理人替他出海，承担更多风险，分享部分收益。这是人类第一次系统性地把肉身的在场，从“获益”中剥离出来。
到了17世纪的伦敦咖啡馆，劳合社的雏形在那里成型。船东们不用再亲自迎接每艘归航的船，而是把”接受坏消息的权利“批发给一群陌生人。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发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支股票，从此投资和经营被永久性地拆开，你可以拥有一艘船，但你不必出现在它的甲板上。
19世纪的电报网络，让代理变得更密集了。信息传输的速度，第一次超过了信使本人。伦敦发出的一道指令，几小时后就能在孟买被执行。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敏锐地指出过：资本主义最深刻的发明，是让价值从人的肉身中抽离出去，变成一种自我增殖的、不需要在场的存在。
进入到20世纪，代理结构进一步抽象化，形成了期货市场、信托制度、委托投票等主要的几个机制。历史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里观察到一个细节：现代国家的核心技术不再是军队，而是人口普查、地图和博物馆。这三个事物，都不需要被代理人本人在场。
可以把代理的演化轨迹，浓缩为一句话：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在更深的层面重新分配“在场”这件事的价格。这个规律在各个时代无一例外都成立。印刷术让知识不再依赖讲者在场，摄影让现场不再依赖目击者在场，电话让对话不再依赖说话者在场，互联网让身份不再依赖肉身在场。而生成式AI，让判断、表达、社交也不再依赖你本人在场。但这一次，有一个显著的不同。过去的所有代理人，都是异质于你的，你的律师不是你，你的信使不是你。而AI分身，号称自己就是你，而且对外也被识别为你。这是与历代的代理形式显著的差别。 在场的稀缺性正在被定价
当一个社会越来越依赖AI分身代为行动时，亲自在场会被重新定价为一种稀缺资源，并产生成本。成本包含两个层面：
第一层是显性的，也就是分身经济本身的成本。譬如模型的订阅费、生成消耗的token费，背后的算力分配，这些都是显性的、写在账单上的支出。这层很容易理解，本质上是把不同的劳动形式外包给硅基的购买价。第二层是隐性的，这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部分。当你拥有一个分身，你也就同时获得了不在场的权利。但这种权利不是免费的，它会以三种形式向你回收税款：
第一，注意力的反向贬值。人类大脑是一个在场训练出来的器官。詹姆斯·吉布森的生态心理学早就证明了一件事情，注意力不是被给予的，而是被环境召唤出来的。当你不必亲自处理一段对话，不必判断每一个选项，你大脑中负责相应部分的回路，势必就会萎缩。这跟肌肉一样用进废退。
第二，关系的可疑化。在AI外包了你的社交这个层面，这个进程正在让人际关系可疑化。人类的社交网络，是一个互相在场的契约。我相信你的微信消息是你写的，正如你相信我的点赞是我亲自点的。一旦AI分身平台普及，每一次的“互动”，都会被打上一个问号：这到底是他本人，还是他的分身？
欧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里讲过一个核心命题：社交不是信息交换，是表演。而表演必须有真实的演员。当所有演员都可以被替身扮演时，整个剧场，就会失去观众的信任。我们将不得不为”确认对方真的在场“花费额外的精神成本。这种成本，就是分身税的第二层。
第三，意义的稀释。汉娜·阿伦特在《人的条件》里，区分了三种人类活动：劳作（labo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其中，行动是最高层级的，它指的是人在公共领域中说话、行事、留下痕迹的能力，是显示自己是谁的唯一方式。在阿伦特看来，一个人的存在感，几乎完全依赖于他在公共领域的“行动”，被他人见证。但当你的行动被分身代替，特别是你的发言由分身代言、你的关系被分身维护、你的影响力被分身扩散，你的“显示自己是谁”这件事，就被以你之名的他者悄悄替代了，这不只是赛博格意义上的人机融合，而是身份的稀释。
所以，分身税就是“在场”这件事在社会中被悄悄涨价后，所有人为不在场支付的代价。 分身经济的不平等
分身税的问题是，它不只是现代生活中的小烦恼，多花点订阅费，少几次真实的互动，仅此而已。但其实，分身税的真正后果，是会按照阶层和付费能力进行差别征收。
因为涉及到订阅费和训练数据丰富度的问题。这会导向第一层不平等，也就是训练数据的不平等。一个长期在数字世界活跃的中产白领，自然有更高的概率，塑造一个高度真实的分身。而一个主要在现实世界中活动，数字痕迹稀少的人，分身只能勉强糊弄过去。这种不平等造就的鸿沟，只会越来越宽。
第二层不平等，是算力的不平等。让分身全天候运作，需要持续算力。一个能为分身买更多GPU的用户，他的分身可以更高级、更复杂、更“像他”。这种算力阶级化，可能比以往的资本不平等更隐蔽，但后果更严重。
第三层，也是最值得警惕的一层，即在场的不平等。真正有权力的人，他们买分身不是为了不在场，而是为了让分身去处理那些他们认为不值得自己在场的事情。会议、社交、应酬，让分身去。而真正重要的决策，真正稀缺的资源，真正重要的关系，由他们亲自到场。这跟罗斯柴尔德的故事是完全同构的。真正掌握权力的人，从不在场参与小买卖。他们只在关键时刻亲自现身。
但是对普通用户来说，分身提供的是相反的服务。它让你可以不必亲自处理那些“本来应该塑造你的事情”。分身替你点赞，你不必亲自维护友谊，分身替你发言，你也不在亲自承担表达的风险。你无需再经历社交尴尬，因为分身就能处理了。
但这些塑造性的经历，也就是能够决定和定义你是谁的经历被外包之后，剩下的只有那些无法外包的，比如吃饭、睡觉、生病、衰老。有人用分身减少琐碎，有人用分身减少塑造。这可能是分身经济最深的不公平。 为“在场”这件事，留一个位置
工业革命让大规模手工劳动外包给机器，但是人类社会，并没有因此崩塌。我们重新定义了哪些劳动是机器的，哪些是人的。互联网把信息的分发，外包给算法推荐，我们也在一步步反思中，逐步重建了技术伦理。可以说，每一次代理结构的扩张，都需要相应的边界重建。AI分身这一轮，我们也需要类似的边界。边界的具体位置，每个人会不一样，但是边界本身的存在不能省略。商务邮件、公共会议、浅层次的社交可以交给AI，但更深层次的交互，涉及到塑造人之为人的事务，需要由人来完成。
健康的人际社会，核心并不在于社交效率，而是参与者愿意为重要的关系亲自在场。这意味着，我们要重新学会回答一个被遗忘的问题：哪些事，我必须亲自做？如果你把所有事情都外包出去，最后剩下来的“你”，或许只是一个吃饭、睡觉、衰老的躯壳。意义不是别人替你制造的，而是你亲自在场的副产品。
而从社会层面，或许可以探索建立一种分身披露的机制。当你与一个账号互动时，至少应该有权知道，对方是真人还是分身。这个机制的本质，是给人际关系划定一条经济学边界，分身不能冒名。
这些建议，只是一些自我提醒。或许我们不该把AI分身当成快一点的代理人。它是一个新物种，需要新的边界。 不在场的人，正在被重新定价
两百年后，我们再读罗斯柴尔德的故事，常常把焦点放在“信息差”就是金钱这个层面。但如果换一个视角，罗斯柴尔德故事真正的资产，就是他的“不在场“本身。他不在场，所以没有人能从他的表情中读出他的判断，并且他可以用他人的恐慌来反向获利。他不在场，他的每一次现身才因此稀缺，才有压倒性的权重。
不在场，是一种被精心设计的稀缺。
而AI分身正在做一件相反的事情，就是它让不在场变得过于廉价，也过于无差别了。当所有人都可以同时不在场时，就没有人能够用不在场换取任何东西。用分身买到自由，似乎本质是放弃了在场的议价权。**!Image 3** 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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