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罗辑思维 2026-06-24 06:30 北京
一场跨越300年的文化运动，如何为中华文明重新打开思想生长的空间？
今天为你带来的，是罗振宇老师主理的《文明之旅》节目。 《文明之旅》是罗振宇老师主理的历史文化节目，每周三0点在得到App更新，从公元1000年开始讲述，计划持续更新20年。
今天，《文明之旅》公元1112年的节目，将从“唐宋八大家”的最后一人——苏辙的去世讲起，带你看懂一场跨越300年的文化运动，如何为中华文明重新打开思想生长的空间。
以下是节目文稿精编版，enjoy：
（全文稿及视频节目，可在得到App内免费观看） 来源：文明之旅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112年，这是大宋政和二年，大辽天庆二年。
这一年，我们要去送别一个人。谁啊？苏辙，苏轼的弟弟——苏辙苏子由。这一年的十月初三，他在颍昌府（原许州、颍川），就是今天河南许昌去世，享年七十四岁。
你听到这个消息什么感觉？是不是有点像读《三国演义》？我们看到诸葛亮去世那段，恍惚觉得整场大戏就已经落幕了，几乎不会太在意后面还有十几回的故事了。是的，苏轼在1101年去世，大家为苏东坡掬一把热泪之后，很多人浑然忘了，他的弟弟苏辙还又活了11年。
那苏辙这最后的11年，活得怎么样呢？
首先是经济不宽裕。
当年苏轼犹豫要不要到颍川去和弟弟团聚的时候，就顾虑这个问题：听说弟弟你手头也紧，我这一大家子30口子，怕去了拖累你，算了，我还是去常州吧。是的，1100年，苏辙刚刚到颍川的时候，还有一点朝廷给的津贴。但是到了1103年的时候，津贴也没了，日子就更紧巴。
我们都知道，苏轼苏辙死后都葬在了河南郏县，现在去还能看到“三苏园”。
大家本来挺为这兄弟俩高兴的，一辈子颠沛流离，最终还是在这里团聚了。但其实这并不是苏辙的本意。他一直是想要归葬老家眉山。原因很简单，他爹苏洵葬在那里，而且给这兄弟俩的墓穴都留好了。一边是父亲，一边是哥哥，这身后事到底该怎么安排，非常纠结。最后之所以跟哥哥葬在了郏县，归根到底，还是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
这是苏辙啊，他的官儿做得比苏轼还要大，一度位列宰辅，晚年居然如此的窘迫。
这11年的日子，还不只是穷，更重要的是孤独、落寞。有一年重阳节，苏辙写了一首诗，“府县嫌吾旧党人”，当官的都嫌弃我是元祐党人；“乡邻畏我昔黄门”，老百姓左邻右舍呢，又害怕我当过朝廷的高官，“终年闭户已三岁，九日无人共一樽”，三年了，我是与世隔绝啊，过节了，我自己一个人喝闷酒吧。
当时就是这么个政治氛围。只要是元祐党人名单里的人，大家都敬而远之。所以，苏辙就给自己的书房起了个名字，叫“遗老斋”，给自己起了个号，叫“颍滨遗老”——颍水之滨的、被时代遗忘的老人。那这11年他每天都做什么呢？ 反倒简单了，就是种地、读书、写文章。
他晚年的写作，可是个大工程。当年，他和哥哥苏轼就有一个分工，要系统整理一遍古代典籍。苏轼在海南期间，完成了《易经》《尚书》和《论语》的注释工作，而苏辙承担的是《诗经》《春秋》和《老子》三部书。除此之外，他还干了一件大事，就是把司马迁史记里面先秦那部分，重新写了一遍，一共是60卷，叫《古史》。这还没完，他还写了45篇《历代论》。除此之外，还写了大量的诗文。到最后，苏辙说，我现在理解了孔子说的那句话了，什么叫吾道一以贯之 。我现在的学问就是感觉通了啊。
请注意，苏轼苏辙的这些著作，都留到了现在。要不怎么北宋儒学三大支派中，理学是一派，王安石的新学是一派，还有蜀学，其实就苏家这一派呢。这兄弟俩对于儒家的学术贡献是非常大的。只不过，如果不是专门做这方面学问的人，通常只关注他们的诗词文章，不太注意到这部分作品而已。
我们今天，在公元1112年送别苏辙，其实送的何止是他？你意识到没有，苏辙其实还是“唐宋八大家”中最后去世的一位。
所以，这一年其实也可以看作历时300多年的“古文运动”的终结。
坦率地说，在唐宋八大家中，苏辙的处境还是有点尴尬的。
一般的感觉，唐宋文章大家的名单里，最没有争议的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这四位单独拎出来就有一个名号叫“千古文章四大家”。那如果名单扩编呢？王安石，地位高、名气大，放进来没什么争议；苏洵，文章又多又好，又是苏轼的爹，也行。这是六位了。
还有谁能入选吗？曾巩官儿当得不大，跟其他几位渊源也不深，他应该放进这张名单吗？还有就是苏辙。大家多少都有点觉得，他的文名虽然大，但好像还是沾了点苏轼的光。
到了南宋的时候，出来一个拉偏架的人，谁啊？朱熹。朱熹非常喜欢曾巩，他说，自从孟子和韩愈以来，就没有一个像曾巩一样，能把文章写得这么好的人。但是朱熹特别不喜欢苏家兄弟。那话说的，说这俩人，自己没有够着儒家真理的才气，还没有高人指点，所以糊涂，一无是处。你听，这偏见也太严重了。
但是没办法，朱熹影响力大啊，他拉偏架还是起作用的，曾巩入围了，所以，元朝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说法，叫“唐宋七子”。比唐宋八大家，就少一位苏辙。又过了几十年，到了明朝初年了，出来了一本书《唐宋六家文衡》，这一次倒是把苏辙放了进来，可是他把苏家三父子打包成了一家，所以是“唐宋六家”。中间又经过多次变动，直到1579年，这已经是明朝万历年间了，一个叫茅坤的人，编了一本《唐宋八大家文钞》，才把我们今天熟悉的唐宋八大家给定了型。你听听，苏辙，是最后才拿到了一张入场券。
你想，这个时候距离苏辙去世已经400多年了。但是也奇怪，这个说法一定下来，大家迅速也就接受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问两个问题：
第一，这八个人，跨着三百多年，怎么在后人眼里，他们就是一伙人、就是一个群像？他们到底合伙干了一件什么事？让大家认同他们是一个共同体呢？
第二，苏辙，作为最后一位拿到入场券的人，他在这件大事业里面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在他哥哥苏轼的光芒之外，他还做了什么独特的贡献？
!Image 4 1 古文运动
我们先来看那场持续了三百多年的“古文运动”，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古文运动的首倡者，是韩愈。他出生在公元768年。这个时候，李白、王维、高适刚刚去世；他出生两年后，杜甫、岑参也都走了。盛唐一代诗人，差不多全体谢幕。下一拨名气大的呢？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都比韩愈小四五岁以上。所以，韩愈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多少有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意思。
这个时机很重要。因为他不像上一代人那样，只是停留在对“安史之乱”的震惊里。他有一个更新、更冷峻的追问：我们的文明秩序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发生“安史之乱”这样的事？再往深里问，就是：中华文明自身的生长动力，是不是不够了？
用韩愈的话说，尧舜禹汤周公孔子，这么一路传下来，传到孟子，然后就没人了啊。到我这会儿，都1100年了，大家还是只能注释经典，在先秦思想成果上打转啊。这不行啊。
你再看看外来的佛教，那真是活力满满。随便一个概念，什么心、识、性、空、缘，背后都是一大堆辨析、推演、辩论、分宗立派。一个概念生出另一个概念，一个问题牵出另一个问题，像滚滚洪流一样往前翻新。这个对比太强烈了。就像两个手机系统，一个每周都在更新版本，另一个只能修bug、打补丁，甚至只是把说明书再印一遍。这哪儿行？
所以，韩愈一方面反对佛教，一方面要重振儒家道统。但是这个事一上手，他就碰到了一个很深的难题：不是儒家的道理不行了，而是说道理的工具不顺手了。
什么叫工具不顺手？就是当时人写文章的文体，就是那种四六句，讲对仗的骈文，不太适合生产思想。
我们今天可能很难理解这一点。我们觉得骈文多好啊。“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多美；“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多潇洒；“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多有气势。骈文怎么就不好了？
请注意，问题不在于骈文不好。骈文当然好。它有对称，有节奏，有典故，有气势，有身份感。它特别适合把一个已经成型的判断，说得堂皇、漂亮、郑重、体面。写表章、写檄文、写颂赞、写序跋，它都有自己的优势。
但是，骈文是一种装饰性的文体，而不是思考性的文体，它没法聚焦、推理、辩驳、定义。为什么呢？因为骈文最大的特点是对仗，“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这个对仗的句子往门上一贴，装饰性足够，很有面子，可是连个语言的焦点都没有啊，到底咱们是聊福？还是聊寿？往下没法推进嘛。
随便再举个例子，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里面有一句：“仰观宇宙之大”，我抬头看见宇宙真是大啊，我们现在人的正常思维，下一句肯定得往前推进啊——你看，地球外面还有火星，火星外面还有土星。这么一推，新东西就出来了。但是骈文不行，“仰观宇宙之大”，紧接着，你不能往前走，你得找一句对仗的，那仰观下面只能是俯察啊，所以只好又往下看，“俯察品类之盛”。很美，节奏感很好，但是没有新东西。
所以，韩愈就看着着急啊。语言得用来思考啊。思考得有起点、有方向、有结果，不能原地打转啊。所以，韩愈他们提倡的散文，不只是说别对仗，别押韵那么简单，他要的是思考的能力。
你看韩愈《原道》里面那句话：“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
这句话厉害在哪儿？不只是它漂亮，而是它一口气把四个老概念重新放到了讨论桌上：什么是仁？什么是义？什么是道？什么是德？
啊？你说我说得不对？那你定义啊。你有新定义，我同意也好，反对也罢，讨论不就发生了吗？从孔子开始就说不太清楚的概念，比如那个“仁”字，这么讨论着，不就有机会获得新生了吗？一个老概念，这么讨论着，一路向前延伸，新概念不就出来了吗？
你会说，新概念有这么重要吗？当然重要。维特根斯坦说，“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一个新概念的出现，就是人类世界的边界被往外推了一寸。
举个近一点的例子，林语堂把英文的humor翻译成“幽默”，这个词儿很快风行。为什么？因为中文世界里原来没有一个这么准确的词。我们有“讲笑话”，但那只是一个动作；有“滑稽”，但滑稽有点耍宝；有“诙谐”，但诙谐主要指言谈；有“谐谑”，但谐谑又有点拿人开涮。可是“幽默”不一样，它有克制，有温和，有自嘲，有松弛感，还有一点看透却不说破的人生态度。这个词一出来，我们才突然能够准确地说：鲁迅是幽默的，老舍是幽默的，钱锺书是幽默的。没有这个词的时候，这种品质你看见了，也不容易说出来。
科学也是一样。科学的进展，往往就体现在新概念的定义上：万有引力、质量、熵、暗物质、暗能量。一个新概念，不只是多了一个词，而是多了一副眼镜。戴上它，你就能看见原来看不见的世界。
所以，韩愈要恢复的古文，表面上是复古，实际上借着《论语》《孟子》《左传》《史记》那一路古文里的句法来搞创新。
用这样的语言来写作，语言就不只是装饰门面，而是可以进入问题，可以定义概念，可以制造分歧，可以展开争论。思想就有了继续生长的空间。
更有意思的是，韩愈一边反佛，一边可能也从佛教那里受到了刺激。
要知道，当时佛经翻译用的语言，是一种很新颖的语言形态。学界后来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译经体”。比如《金刚经》里这些句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
你听，短句，平实，简练，概念密集，而且推进很快。它不是在铺陈美感，而是在推动概念转身：什么是相？什么是非相？什么叫世界？什么又叫非世界？一句接一句，像刀子一样往前切。
韩愈写“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跟这种句子的节奏感，是不是有点像？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韩愈理解成一个简单的排外者。他反佛，反的是佛教对儒家秩序的冲击；但他面对佛教时，也看见了另一件事：一种有活力的思想，一定要有一种能推动概念翻新的语言。研究古文运动的学者提醒我们，韩愈可不是一味地排佛，他的文章受到了译经体相当大的影响。
这就是古文运动最精彩的地方。它表面上是一场复古运动，实际上是中华文明在语言上的一次自我激活。它不是把大家带回过去，而是借古人的语言资源，给当下的思想生产重新装上一台发动机。
好了，工具有了，那它真的让汉语活起来了吗？
当然。比如我们在1107年讲过的“理学”。“理”这个字，最早的意思，是雕琢一块玉。你看它是王字边，中文里王字边的字，大多和玉有关。玉里面有天然纹路，顺着纹路去雕琢，所以“理”慢慢又有了纹理、脉络、条理的意思，后来又变成道理、秩序的意思。
到了宋代，这个“理”字迎来了一次概念大爆发。什么“性即理也”，什么“理一分殊”，什么“理先气后”，什么“理在气中”，一直到后来王阳明讲“心即理”。围绕这个“理”字，中国思想展开了无穷无尽的讨论。为什么宋代理学的书那么难读？因为它已经不是在讲一个普通词了，而是在对一个概念做极其深入、极其精微的拆解。
与此同时，“理”也进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我们今天说“天理”，说“讲理”，说“这话有道理”，背后都连着宋代以后那一整套思想展开。
在这个意义上，古文运动是中华文明给自己更换了一套表达系统，这套系统更适合概念辨析和义理展开。
当然，整个运动从发起到结束，非常漫长。我给你简单捋捋：
韩愈是整个这场运动的发起人。他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把桌子掀了，把问题摆出来了。他是既开风气、还定方向、又立旗帜，是当之无愧的领袖。
紧接着是柳宗元。柳宗元岁数比韩愈小5岁，但又比韩愈早死5年，两个人是好朋友。柳宗元的特点是宽，从山水游记到寓言小品，从政论杂文到人物传记，他都能用古文写。所以，柳宗元无形中扮演了一个韩愈理论的实践者的角色，大大拓宽了古文的题材范围。
等这二位一走，古文运动消停了大概200年。原因很简单，因为进入了中晚唐和五代的乱世，文化建设无从谈起。大家觉得，还是写骈文省事啊，格式、套路、典故都是现成的。这个状态一直到欧阳修。
欧阳修是整个古文运动的立法者。公元1057年，也就是大宋嘉祐二年，欧阳修是那一届科举的主考官。那一届不仅录取的人才多，号称“千年科举龙虎榜”嘛，更重要的是，欧阳修还把好文章的标准给改了。凡是有话不好好说的，全部都不录取。这一来，就把200年前韩愈柳宗元的个人主张，变成了大宋朝的官方立场。
打个比方吧。韩愈提出要开一条路，柳宗元把这条路走通了一遍，欧阳修一看路子对，把这条路变成了官道。紧接着，王安石、曾巩和三苏父子，都开着各自的车上了路，把这条路从各个角度拓宽了。
简单说，王安石先出场，他试验了古文这种文体的承重能力，从朝廷大政到儒家经义，发现古文都能承当；曾巩做的，是让古文变成一种干净、纯正、可以反复学习的范本；苏洵，让古文重新具备“讲道理的力量”；苏轼，把古文的边界彻底打开，让大家看到，这种文体几乎什么都能写，而且还都能写得好；苏辙，则是把这一切都稳定下来，让这套东西变成可以持续使用的表达方式。
如果用创业打比方的话，那韩愈就是提出赛道的人，柳宗元是做出第一个产品的人；欧阳修是把公司做大做上市的人；王安石是把它变成生产工具，可以应付各种急难险重的现实情况的人；曾巩是编写出了产品操作手册的人，而三苏父子是把产品各方面的体验做到极致的人。
一场文化运动，就这样代代相传，层层分工，经历了300多年。在这一年，当苏辙这位最后的大师谢幕的时候，回头一看，已经基本算是大功告成了。
!Image 6 2 语言震荡
我们不妨把视野放大一点：中国的这场古文运动，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是特例吗？不是。所有的语言都有这种反复折腾的过程。
上世纪5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弗格森，提出了一个概念，叫“Diglossia”，中文翻译成“双言现象”。简单说，就是在同一个语言共同体里，会长期并存两套话语系统：一套是“高位语”，写文章、做仪式、念经文、发公文。这种话学起来要专门训练。另一套是“低位语”，用来跟家人吃饭聊天、跟孩子说话、在街上骂人，人生下来自然就会。
为什么会有这个并存的现象？因为语言这种工具，天生就有两件事要干。
第一件，是沟通工具。我有事跟你说，你能听明白；我有事跟你商量，咱们真得有结果。第二件，是区隔工具。我说的话跟你不一样，所以我比你高级。我用的词你听不懂，那就证明我的圈子，你够不着。
弗格森说的“高位语”，主要就是用于“区隔”的：写公文、念经文、做学术，为什么必须用一套老百姓不会的话？因为这就是要标记——这是专业的事，不是谁都能插嘴的。而“低位语”呢，主要用于“沟通”：跟孩子说话、在菜市场砍价、跟朋友吹牛，为什么用大白话？因为目的就是要让对方听明白、要把信息传到。
对这两种语言，我们一会儿觉得高位语装腔作势，一会儿又觉得低位语粗俗不雅。那到底谁对谁错呢？其实，跳出来一看，这是两种永远在拉锯、永远会共存的力量，就像一块磁铁有南北极，谁都不能少啊。
所以，语言的演化永远会有两种态势：如果区隔功能太强了，大家就会把它往沟通功能上拽一拽；反过来也一样，如果沟通功能太强了，就会有人往区隔功能上努一努。
这么一看，唐宋八大家的那场古文运动是什么？就是一次对语言的区隔功能的大反弹啊。你们骈文是美，是能显出你们文人的品味，但是不能好好说话、好好思考了啊，来来来，咱们往回调整一点。
这种“物极必反”的反弹，全世界都发生过。比如拉丁文，就是罗马帝国的语言。罗马帝国虽然崩溃了，但拉丁文一直没死，它是凯撒的语言、西塞罗的语言、罗马典籍的语言。整个欧洲的上层都把它供着，用来证明：我们有传统、我们有罗马血脉。可是拉丁文太难了，要经过艰苦的训练才能掌握，越到后来，拉丁文的区隔作用就越明显，而沟通功能就越差。
所以，大反弹就来了。咱们现在是在12世纪初的大宋，再过200年，到了14世纪初，但丁就开始用意大利佛罗伦萨方言写《神曲》了；又过了200年，到了16世纪初，马丁·路德开始用德语翻译《圣经》了；又过不到100年，莎士比亚开始用英语写他的戏剧；又过200年，普希金开始用俄语写他的诗。这一波波的，波澜壮阔啊。几百年里，同一个剧本，在欧洲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反复上演。最后的结果就是，拉丁文不再垄断欧洲人的严肃表达，而意大利语、德语、英语、俄语长成了今天的样子。
可是，你别忘了，沟通功能强大了，区隔功能又会自然长出来。这是语言的本能，也是人性的本能，是遏制不住的。
俄国有一个文学理论家，叫什克洛夫斯基，他提出过一个概念，叫“陌生化”。他说：艺术语言天生就有一种“摆脱日常”的冲动。说白了，就是要让你不熟悉，不认识，你才会对世界有新的觉知啊。比如，诗人不会满足于说“太阳出来了”，他偏偏要别扭着来，他要说“朝阳像一颗血淋淋的橙子滚上山头”。让你重新看见太阳。
什克洛夫斯基讲的是艺术。可这种“摆脱日常”的冲动，远不只在艺术里。人类只要凑在一起形成一个圈子，就有给自己造一套外人听不懂的话的本能。江湖、学术界、甚至一家公司、一个普通学校的班级，都会演化出自己的“黑话系统”，就是要区隔，就是要让外人听不懂。这也是一种反弹。
比如，普通人说月亮，那一个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渐渐地就会演化出只有上过学的人才会用的说法：太阴、玉盘、冰轮、广寒等等。
这个现象在美国也有。美国的中产阶级的小孩，很重要的一种训练，就是要增加词汇量。同样一个意思，就是要变着花样，用其他陌生的、意思更精微的词来说。美国还有专门干这事儿的书。比如，“用”，普通人说use，他们偏说utilize；“买”，普通人说buy，他们要说purchase；“问”，普通人说ask，他们要说inquire，等等。怎么显得我比普通人高级？我一张嘴说话你就听出来了啊。
你说这是装腔吗？我觉得不是。这其实就是中产阶级的姿势之一。中产阶级在课堂上奋斗，在公司里奋斗，在资本市场上奋斗，在健身房里奋斗——他们在语言上也在向上奋斗。
你再去观察我们今天的中文世界，这两种态势也是并存的。
一方面，大量的网络梗在造新词儿，什么“YYDS”、“绝绝子”，有的人觉得俗。但其实你仔细品，里面真的有非常好的。比如，我就觉得“破防”这个词非常棒。你想，原来我们要表达“心理防线被攻破了”这个意思，8个字啊，又书面又啰嗦。现在直接用“破防”，两个字，精准、直接命中心里的那个状态。多棒。这就是语言往更强沟通能力这个方向上的演化。
那反过来呢？也有往区隔上的努力。我举个例子，有的房地产楼盘的广告词，我给你念几个：“墅藏一城风华，鼎制东方人居”、“山系生活，巅峰人居”、“墨韵东方，礼献中央”、“府门启贵境，墅领新鼎峰”，乍一听，那么别扭，既不符合现代汉语规范，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内容。但是，这只是在装腔作势吗？不是啊，人家房地产商花那么多钱，又不傻，怎么会做没用的事儿呢？
你琢磨背后的那种语言机制：大家买房，买的是什么？买的就是在拥挤的都市里和其他人之间的距离。所以，楼盘广告的体现出的那种厚重感、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范儿，甚至是一种“我懒得跟你说明白”的神态，就是在给房产增值呢。这是语言的“区隔功能”在现实中的应用。
还是回到维特根斯坦说过的那句话——“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语言就是通过这种反复的回弹和拉扯，左冲右突地把人类精神世界的边界一寸一寸地往外扩展。我们今天讲的“古文运动”，其实就是中华语言自我修正、自我展开的一个精彩段落。
!Image 7 3 史官人格
讲完了语言这件事，我们再说回今天的主人公苏辙。
我们前面讲过，在唐宋八大家里，苏辙是挺委屈的。不管他这一辈子做了什么，好像都掩盖在哥哥苏轼的光芒之下。但你想，哪怕亲如兄弟、哪怕关系好到苏轼苏辙这个程度，他俩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人。像苏辙这么重要的人，他一定活出了一种全新的人格样本。
那是什么呢？我们怎么定义苏辙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
苏辙晚年在颍昌11年，写了好多书。其中有这么几样：60卷的《古史》，45篇的《历代论》，还有一篇1万多字的自传，叫《颍滨遗老传》。把这几样东西串起来一看，你心里会暗暗喊一声：苏辙啊，子由啊，你怎么这么较真儿啊？
苏辙晚年的身体已经很差了，看书，眼睛已经昏花，写字，手也抖得厉害，但他还是坚持给自己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传记，就是那篇《颍滨遗老传》，把自己一辈子参与过的重要政治事件中，自己说过的话、别人说过的话，原原本本地全写下来。那个感觉就是：我得较这个真儿，我得留一份详实的记录。当年的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不能死了之后让别人来歪曲。
所以到了南宋，朱熹就特别不理解这事儿，朱熹说，你写自传，怎么件件都说自己做得对？金朝的王若虚批评得就更狠，说人家写自传，像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白居易的《醉吟先生传》、欧阳修的《六一居士传》都是写几笔，把自己的精神气质勾勒一下就得了，哪有你苏辙这么写的？把自己说的话记得那么细，还把对手的话也记得那么细，你这是太好名啊，好名到没有体统了吧？
但是朱刚教授在这本《苏轼苏辙研究》里就说，你们这是没懂苏辙啊，这就是史家的传统啊。你看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不就是这个写法吗：追索家世、详叙生平、大段引用自己的议论。我把自己看到的、经历的、判断过的，原原本本留下来。我这一辈子的事情，每一桩都得清清楚楚。这不是好名，这是较真。没毛病啊。
说到这里，我们才看清楚一个真正的苏辙，他是中国古代史家精神的一脉。
中国史家是历史作家吗？天天在那儿搞创作？不，中国史家是一种较真的精神：我要把我看到的事实、我坚信的叙事，原原本本记录下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谁也别想扭曲它。拿刀架脖子上，也别想扭曲。不是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吗？齐国的太史记录下几个大字“崔杼弑其君”，崔杼把他的国君杀了，那可捅了马蜂窝了，这位太史的二弟、三弟接着写，一直写到崔杼没办法。
苏辙写的60卷《古史》，跟谁较真？其实他是跟司马迁较真。他觉得，司马迁学问不够，而且还轻信。所以，还是我来吧，我要用更多的史料，用我们这代人理解的纯正的儒家价值观，把《史记》当中先秦那部分重新写一遍。
你可能会说，你苏辙距离先秦历史都1000多年了，你哪儿来的自信修改司马迁？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苏辙在较什么劲儿了。比如，《史记》里面关于 和他爹的故事，就有这么个记载：大舜的爹想害大舜，在房子下面放火，要烧死他。大舜拿两个斗笠当降落伞逃走了。我们今天有点科学知识，知道斗笠当不了降落伞，这事儿确实像是编的。而苏辙较真儿的点在于：这能是大舜吗？大舜那是圣君。天底下哪有连自己家庭都搞不定还能治理天下的圣君？
所以苏辙大笔一挥，把史记里的这种段子全删了，改成更符合儒家价值观的说法：一定是大舜想办法感动了他那个坏爹，他爹一想，确实不能再做坏事了。这才是大舜啊。
那你说，司马迁和苏辙谁说得对？你想，大舜时代，就算是真有，距离司马迁也得2000多年了，所以，司马迁听到的也是各种传说，谈不上谁真谁假。那就要看对历史的理解水平了。对于苏辙这代人来说，像尧舜禹这样的传说中的圣王的历史，可不能当八卦写，那必须得是后来皇帝的表率。所以，你必须能先齐家，再来治国平天下。这不只是对大舜的理解，也是对后代皇帝的要求。苏辙不是在写八卦，而是在给后世皇帝树范本。
这就是苏辙留给我们的人格——“史官人格”。
你可能会说，我们又不写历史，也不像你罗振宇搞什么《文明之旅》，这跟我有啥关系？
当然有关系。李宗盛拍过一段广告，我把那个词儿念给你听听：“时过境迁终于明白，人一生中每一个经历过的城市都是相通的，每一个努力过的脚印都是相连的。它一步一步带我到今天，成就今天的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你听这句：“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这就是普通人身上的史官精神，这是一种戒慎恐惧、如履薄冰的生活态度，是一种知道自己活在一条连续性的时间之河里的自觉，是知道——我说的每一句话、走的每一步、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会被记录下来，都算数。这就是“史官精神”在映照在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的活法——活得认真。把自己的人生当成是历史的一部分，从古远的时间里接过一些东西，又加进一些东西，又郑重地把它交给后人。
我做这个《文明之旅》，其实跟苏辙当年写《古史》的事儿，也有点像。我也是想用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观、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视角，回头把过去这1000年的历史，重新看一遍、讲一遍。
但我比苏辙幸运得多。我可以把所有过往的人格范本，包括史官人格，都装进自己的精神世界。我的世界里，有左丘明、司马迁、司马光，也有西方的爱德华·吉本和阿诺德·汤因比，有屈原的愤恨和决绝，有陶渊明的恬淡和退守，还有这哥俩——苏轼和苏辙。每当我做人生抉择的时候，他俩没准会在我心里吵起来——
苏轼会说：“超越吧，想开吧，天地广阔。着力即差。”苏辙会说：“别。认真点。你现在干的事儿都会被记录在案。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历史上的呈堂证供。”这两种声音，谁也压不倒谁。我也不想让谁压倒谁。
今天这一期，我们送别苏辙，我们就听听苏辙会怎么说？
今天这一集做完，《文明之旅》可就走完了113期。整个项目从公元1000年到1912年，是913期，也就是说，这一集做完，就还剩下整整800期。我让AI帮你算了一下——这相当于走一段从北京到深圳的路，你现在已经过了保定，刚到石家庄。你继续努力，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把它走完。别忘了，你在重新叙述历史，“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感谢900年前的苏辙——他教会了我这份认真。
我们下一年，公元1113年再见。
【致敬】
公元1101年，文明节目送别了苏轼，11年后，公元1112年，我们又送走了苏辙。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这一段堪称完美的兄弟之情。
给你读一读苏轼的《水调歌头》吧——
>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这首中秋名作，千里寄相思，是苏轼写给弟弟的。公元1076年的中秋夜，苏轼欢饮达旦，大醉一场，突然，就想起了弟弟子由。
《宋史》说他们：“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这是史家对一段真实关系的至高评价。致敬苏轼和苏辙，致敬人间朴素而美好的兄弟深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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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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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佳言：《“唐宋八大家” 的定名与苏辙散文的重估》，浙江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22年。  **!Image 16点击“阅读原文”，领取《文明》第一季、第二季节目合集**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