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349 - The Passing of the Three Musketeers of American 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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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Time: 2026-07-14 12:4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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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the passing of the "Three Musketeers" as a starting point, this episode offers a deep analysis of the complete journey of the US liberal internationalist foreign policy tradition — from its belief system and bipartisan cooperation to its taming and eventual demise by Trump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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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欢迎来到独树不成林。2026 年 6 月 11 日,美国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 0 zi gram 去世,享年 71 岁。他是读书不成林这个播客分析美国时政的时候绕不开的一个共和党内的大人物,我在分析特朗普的播客里面经常提到他的名字。他是过去二十多年美国国会最重要也最典型的共和党建制派人物。格雷厄姆从 2003 年起担任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长期活跃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深度参与美国的战争、外交与国家安全政策。他在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等等重大美国国内政治斗争中发挥过关键作用,格雷厄姆尤其以鹰派外交立场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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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格雷厄姆和 john mccan 麦凯恩、joe liberman 利伯曼组成的所谓三剑客 3 omega's。他们三个人常年主张美国应该积极介入海外事务,维持军事优势,支持盟友,并且对俄罗斯、伊朗等国家采取强硬政策。更重要的是,格雷厄姆的个人政治转变几乎浓缩了共和党建制派在特朗普时代的转变,2016 年,他曾猛烈抨击特朗普,后来逐渐成为特朗普在参议院最亲近、最有用、最强大的盟友之一。理解格雷厄姆,就是理解共和党建制派如何从麦凯恩时代的国际主义、跨党派合作和制度意识逐步适应并且融入特朗普主义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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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播客我想要讨论的主线话题是标题里的那个问题,刚刚死光的三剑客代表了怎样的美国外交传统?如果大家现在在阅读美国新闻的话,你会看到几乎所有的美国主流媒体都会起一个标题,叫做什么 the last of the three amigos。就是最后一个三剑客也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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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和麦凯恩利伯曼他们的绰号三剑客,或者说三个臭皮匠,最初是 David portrayals 彼得雷乌斯将军开的一个玩笑。这三个人的性格不同,政党不同,身份背景不同,政治意见不同,在关键问题上的态度也不同。但是他们三个人共同代表了一个时代。今天我们会详细解释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我会把它总结为是一个 911 之后特朗普之前的美国外交传统,在这之前,我想要先讨论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格雷厄姆和特朗普的关系,格雷厄姆和特朗普的关系从 2016 年一直到 2026 年,今天如何代表了共和党建制派去适应特朗普的民粹右翼崛起这样的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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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 我们现在先来追溯一下这两个人的关系。从 2015 年特朗普第一次宣布竞选总统的时候,格雷厄姆是共和党内部反对他最激烈的声音之一,他是一个 never trumper,绝对不会给特朗普投票。大家现在回头看已经很难想象,因为后来格雷厄姆几乎变成了特朗普在参议院最忠诚、最稳定,也最频繁替他说话的人之一。但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格雷厄姆对于特朗普的判断措辞极其尖锐 OK,如果你仔细收听过我在这个博客里分析特朗普崛起的那些单集,你会知道,几乎每一次我在讨论那些共和党建制派内部一开始的 never trump er 就说绝对不会给特朗普投票的言辞尖锐地去批评特朗普的那些嗯共和党权力机器的掌握者们,那些建制派们。每一次我都会提到格雷厄姆的名字 OK2015 年特朗普公开攻击麦凯恩,就是我刚才说到的三剑客里面的另外一个特朗普,说麦凯恩不是战争英雄,因为特朗普说,我喜欢那些没有被抓的人,没有被俘虏的人。这句话对于格雷厄姆来说是尤其不可接受的,因为麦凯恩不仅是他的政治盟友,也是他最亲密的朋友,是他整个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精神导师。格雷厄姆当时直接上电视骂特朗普是全世界最大的混蛋,要求他停止通过羞辱别人来吸引新闻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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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回应也非常特朗普注意,那是 2015 年哦,那个时候的美国人还没有习惯特朗普的讲话方式。特朗普在一场公开演讲中,直接念出了格雷厄姆的私人手机号码,让特朗普的支持者给格雷厄姆打电话去骚扰他。到了 2015 年年底,大家可能记得特朗普提出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格雷厄姆对此的批评更加激烈,他说,特朗普是一个煽动种族仇恨的人是一个仇外者和宗教偏执狂。他说,特朗普不代表共和党,不代表美国军人正在为之战斗的价值观。他甚至直接说,特朗普的言论会帮助伊斯兰国 ISIS 进行宣传,会把美国士兵、外交官以及那些曾经帮助过美国的伊拉克和阿富汗翻译置于危险之中。最后,格雷厄姆在发表了一大堆抨击特朗普的演讲之后,对着镜头说,你想让美国再次伟大吗?那就告诉特朗普,让他见鬼去吧。他在 2016 年也始终没有公开支持特朗普,甚至最后宣布自己没有投共和党候选人的票,而是把名字写给了第三党派候选人。但是,特朗普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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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朗普赢得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格雷厄姆面对的就不再是一个道德判断,而是一个政治现实,共和党选民已经选择了特朗普,特朗普控制着白宫,控制着共和党的基层情绪。任何试图继续与特朗普对峙的共和党政治人物,都可能会在下一次党内初选中被淘汰。到了这个时候,格雷厄姆在 2016 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开始迅速调整。两个人开始一起打高尔夫球,一起通电话。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每一次打电话都会上新闻。每次他们两个人建交成为朋友,都会出现在美国国内的政治新闻之上。特朗普很擅长用私人关系改造政治关系,他未必要求你在理论上同意他他首先要求的是你跟他亲近,对吧?你公开表态你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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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也开始不断对外解释说,特朗普正在逐渐适应总统这个职位。这些言论当时都是上了国内新闻的,说特朗普运动是真实存在的,特朗普会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而自己会支持他。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格雷姆从来没有说,哦,我突然相信了特朗普代表的所有的这些政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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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两个人,格雷厄姆和特朗普在核心问题上的出发点一直不同。格雷厄姆代表的是共和党建制派,尤其是麦凯恩市的国家安全鹰派。他相信美国联盟体系,相信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相信国会,相信军队,相信情报机构,相信外交官僚系统,支持对外干预,重视美国作为一个制度性国家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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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代表的是一种更加交易化、个人化、民粹化的政治。他不太相信稳定的联盟,也不尊重专业官僚机构。特朗普认为一切关系都可以重新谈判,一切制度都被放置在他的个人权威和个人判断之下,所以格雷厄姆从来没有在思想上变成特朗普支持者,他所做的最多,你可以说是相信自己可以通过接近特朗普、讨好特朗普,维持特朗普对自己的信任,从而影响特朗普。如果共和党选民已经选择了特朗普,与其站在外面进行一种注定失败的道德抗议,不如进入他的身边,在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司法任命这些具体问题上产生影响力,引导特朗普。格雷厄姆可以告诉自己,我没有投降,我是在发挥呃发挥影响。我没有放弃原则,我是在现实条件之下尽可能保存原则。而这也是共和党建制派在适应特朗普的时候最典型的自我解释,就体现在格雷厄姆身上,他们不认为自己被特朗普征服了,他们认为自己是在管理特朗普、教育特朗普、约束特朗普,甚至利用特朗普,因为事实就是特朗普拥有选民,而建制派认为他们拥有政策知识、政府经验和制度资源,两者是否可以形成一种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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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派接受特朗普的个人统治,为他提供合法性政策、人才和国会支持。特朗普允许他们继续推动减税、保守派法官军费增长和鹰派外交政策。当然,我要提到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格雷厄姆就是一个最典型的选择和特朗普妥协的建制派人物,有相当一部分的建制派人物都选择了不妥协,然后最后被边缘化了。你要是不妥协,你就会被边缘化,这是他们要面对的一个政治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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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短期来看,这种交换是有效的。格雷厄姆公开支持特朗普之后,重新获得了接近权力中心的机会。他可以给总统打电话,可以陪总统打球,可以讨论外交政策,可以推动司法任命。特朗普也需要格雷厄姆这样的人,因为特朗普虽然经常攻击华盛顿建制派,但是在他的第一任期内,他不可能真正依靠一群毫无经验的民粹主义者来治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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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在这里再退一步,这也是第一届特朗普政权,2026 年的特朗普政权和 2024 年特朗普政权的区别。在 2016 年特朗普政权内部,他其实没有很多自己人,他里面的那些民粹主义者是呃,毫无政治经验,因此他需要更加依赖共和党建制派。但是到了 2024 年,特朗普第二次当选的时候,特朗普内阁结构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个变化在我之前的美国时政分析播客里面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我把他叫做特朗普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ized trump ism。就特朗普在他第二任期的时候,带了一大群更加有能力、更加有野心、更加有知识、更加有水平,在政治立场上也完全认同特朗普主义的这样的一群人,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副总统万斯。但是在 2016 年的时候,特朗普也需要格雷厄姆这样的资深参议员帮助他和国会沟通,替他的政策寻找传统共和党的语言,然后能够在危机时刻上电视为他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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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批评格雷厄姆的人会说,表面上看是特朗普吸收了格雷厄姆的一部分鹰派外交立场,格雷厄姆接受了特朗普的政治领导。实际上真正发生的是共和党建制派不断降低自己的底线去靠近特朗普,而特朗普不需要为这段关系付出相应的代价。特朗普不需要承认自己当年攻击麦凯恩是错的,不需要收回对穆斯林、对移民、对司法制度的攻击,也不需要改变那种以对他本人、对特朗普的忠诚衡量一切的政治方式,需要去不断解释、不断遗忘、不断为过去的批评寻找借口的人是格雷厄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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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凯恩在 2018 年去世,这是这段关系中比较有象征性的一个时刻。格雷厄姆在致辞中说,麦凯恩教会了他人的灵魂之中,在人的灵魂之中,荣誉和不完美永远处在竞争之中。但是就在麦凯恩去世之后,格雷厄姆越来越彻底的站到了一个长期羞辱麦凯恩的人身边。所以说,在美国国内,就是一些年龄比较大的共和党人会说,麦凯恩代表的那种老共和党强调荣誉,强调牺牲、强调小政府、强调跨党合作,强调美国的国际责任的这样的一个共和党。不是突然被特朗普摧毁的,他也是被格雷厄姆这样的帮凶一点一点的主动放弃抵抗,最终被纳入了今天的特朗普民粹主义。这是来自右派内部的批评,真正让格雷厄姆的批评者攻击他说他让共和党建制派一步一步失去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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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向特朗普磕头的发生在国会山事件。2021 年 1 月 6 日国会遭到冲击之后,格雷厄姆在参议院发言说,don't come in, 别再算上我了,够了就是够了,我已经努力帮过忙了。当时很多人真诚地认为,OK 国会山事件之后,格雷厄姆总该和特朗普决裂了吧。因为如果说此前的各种言论、丑闻和制度冲突还可以被解释为政治风格问题,那 1 月 6 日的国会山事件触及了美国宪政制度的最基本底线。一位败选总统拒绝接受选举结果,并且动员支持者向国会施压,试图阻止权力的和平交接。对于格雷厄姆来说,这本来应该是一个非常清楚的选择时刻。他长期把自己描绘成是军人制度保守派、国家安全鹰派,是麦凯恩政治遗产的继承者。如果连阻止国会认证美国大选选举结果都不能构成他最后的底线,那他所谓的宪法、国家利益、荣誉还能在什么时候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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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六个星期之后,格雷厄姆又出现在了特朗普的海湖庄园,和他一起打高尔夫球,从那之后,他不仅重新与特朗普建立关系,还在特朗普第二次弹劾期间担任了他的非正式顾问,继续帮助特朗普维持对共和党的控制。格雷厄姆和特朗普的关系体现的是共和党这个政党如何被改造。那么建制派以为自己能够驯服、驯化、教育一个民粹领袖,最后的结果,今天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民粹领袖驯服了建制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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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的变化是整个过程最完整的缩影。他最初准确地识别了特朗普的危险,随后因为特朗普赢了赢得了选民而接受了他的领导,接着又以影响总统为理由和他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关系。随后,即使在 2021 年 1 月 6 日国会山事件之后,他仍然选择回到特朗普身边,也就是说,他不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在每一个节点上都认为退一步就可以换来一点影响力,再忍耐一次就可以保存一点政策空间。当然,最终的结果是特朗普如今取代了格雷厄姆的声望、经验和制度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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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没有真正的约束特朗普,特朗普主义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在过去 10 年完成了对共和党的接管。他不需要消灭所有的建制派,把他们挤出去。当然,他确实挤出去了相当一部分的人,对于那些没有被挤出去的人,他迫使他们公开的屈服。一个曾经称特朗普为种族煽动者、宗教偏执狂和全世界最大的混蛋的参议员,最后也愿意戴上特朗普 2028 的帽子为他竞选。以上是格雷厄姆和特朗普的关系。这是发生在 2016 年到 2026 年这十年之内的演变,它所呈现的是一个共和党建制派人物如何面对特朗普主义的崛起,如何从公开反对走向主动靠拢,如何试图通过靠近权力中心保存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外交政策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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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只从过去十年来理解格雷厄姆,我们很容易会把它看成一个单纯的机会主义者。一个曾经痛骂特朗普,后来却成为特朗普最忠实盟友的政客,这样的理解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它是不完整的。因为格雷厄姆之所以如此看重自己在白宫的影响力,在特朗普身边的影响力,并且愿意在过去十年为这种影响力付出如此巨大的名誉代价。真的过去十年我在美国看新闻的时候,就是天天在那里骂格雷姆是一个 sell out,他出卖了自己的价值,对吧?他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和他之前几十年形成的外交信念有关。所以我们还要再退一步,回到格雷厄姆,进入特朗普崛起以前,看看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如何在美国政坛崛起,又代表了怎样的一种美国外交传统。只有理解这些,才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在特朗普时代会做出那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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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格雷厄姆的去世,麦凯恩、利伯曼和格雷厄姆这三位所谓的国际自由主义三剑客终于全部死掉了,离开了历史历史舞台。那么刚刚死光的这三个人究竟代表了怎样的美国外交传统?OK 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格雷厄姆的出身。他并非出身政治世家,他是一个小镇青年,他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小镇三处长大,他的父母是经营餐馆、酒吧、台球厅的那种小商贩。在他读大学期间,父母先后去世,并且承担起照顾妹妹的责任。格雷厄姆是他们家第一个上大学的人,后来进入了南卡罗来纳大学的法学院。法学院毕业之后,他进入美国空军担任军法官,后来继续在空军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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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经历给了他三个在后面会很重要的他运用一生的政治资本。首先,他是一个小镇,平民出身,让他能够和南卡罗来纳州保守派选民建立亲近。其次,他有着律师的训练,这使他特别擅长辩论、听证和即兴发言。最后是他的军人身份,让他后来谈论国防战争和国家安全的时候具有天然的权威和可信度,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懂法律、服过役、经历过家庭苦难的南方小镇青年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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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如何崛起的?1994 年,格雷厄姆搭上了共和党革命的浪潮,他先担任地方检察官和市政律师,随后在 1992 年当选南卡罗来纳州众议员。仅仅在两年之后,他就在 1994 年的共和党浪潮之中进入了联邦众议院。那一年,金里奇 nude,gingrich 领导的共和党通过与美国的契约试图夺取众议院控制权,格雷厄姆成为了南卡罗来纳州第三国会选区自重建以来第一位当选的共和党人,这是一个他个人能力和历史机会的相遇。对于 1994 年美国政局是怎样,好奇的同学可以去收听我之前介绍里根的好几集播客,以及民主党如何重返政治巅峰那期讲克林顿的博客。总之 1994 年美国在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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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的美国发生了全国性的反克林顿反对华盛顿建制的浪潮。那个时候的美国南方持续的从民主党转向共和党,格雷厄姆又恰好兼具南方文化身份、军队背景和出色的口才,让他从普通众议员变成一个全国新兴全国政治新星的那个场合是比尔克林顿弹劾案。1998 年他被选为众议院弹劾案的管理人之一,负责把案件提交到参议院审理。注意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到参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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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在克林顿弹劾程序中展现了后来贯穿他政治生涯的几项能力,他熟悉法律程序。他能在电视镜头前迅速组织语言。他能把复杂的问题、法律问题转化成鲜明、易传播的京剧。虽虽然他的党派立场明确,却又偶尔能够表现出比经理级派更加温和、更加尊重程序意识的姿态。他既支持弹劾克林顿,又试图把自己塑造成不是单纯寻求党派报复,而是支持程序正义的人。这使他和当时的一些更僵硬的共和党议员区分了开来。也就是在这个弹劾案的前后,他开始与 john mark 麦凯恩建立了关系。随后麦凯恩成为了格雷厄姆在全国政治中的导师、盟友和最重要的政治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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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到了 2002 年,格雷厄姆正式进入美国全国舞台,从地方新星进入参议院。因为在 2002 年,当时长期代表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他叫什么名字?Vermont 他退休了。于是格雷厄姆选择放弃竞选众议院连任,开始竞选参议院,并且成功当选。他于 2003 年正式就值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关键的一次跃迁,因为那个席位在南卡罗来纳州政治里面具有极强的象征性,它接替的不仅仅是一个参议院的席位,而是南卡罗来纳州保守主义在华盛顿的代表位置。但是,格雷厄姆并没有完全继承他前任的地方主义和种族保守主义,他逐渐把自己的政治品牌转向了强硬的国防、军事干预主义、跨党派国家安全合作以及在移民、司法任命等问题上参与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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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了参议院之后,格雷厄姆真正获得全国影响力,主要不是因为国内政策,而是因为他和麦凯恩和利伯曼组成了所谓的三剑客 3 omi gos 好了,我们现在来到了三剑客。在这个组合中,格雷厄姆不是最资深的,他也不是最有英雄光环的,因为麦凯恩是越战英雄,他也曾经是和奥巴马对抗的总统候选人,伯曼曾经是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格雷厄姆是这三个人三剑客中资历最浅的,但是他拥有另外两个人不完全具备的能力,他拥有极强的党内适应性和政治反应能力。麦凯恩可以给格雷厄姆外交政策上的地位和人脉,格雷厄姆则逐渐成为了麦凯恩代表的外交路线在共和党内部最灵活、最善于操作的继承者。OK 我们现在来讨论这条路线究竟是一条怎样的路线。到了今年为止,随着格雷厄姆去世,三剑客就是刚才说的麦凯恩、利伯曼、格雷厄姆全部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代表的是怎样的外交立场?这个政治联盟是在 911 之后形成的,如果我们要把它总结成是一个时代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从 2001 年 9 月 11 日之后开始的,被特朗普的崛起终结的美国外交时代,也可以被看成是一条从二战延续至冷战结束以后,把美国力量和自由主义的道德使命结合起来的外交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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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传统横跨两个党派,它的基本判断是,美国不是国际体系中一个只需计算自身狭隘利益的普通国家。美国是一个因为自己的历史、制度和力量而肩负特殊责任的国家。美国的国家安全不是一座可以关起门来独自保卫的堡垒,而是应该和各地的民主自由、人权盟友体系存亡紧密相连的呃国家安全体系。换句话说,他们不认为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和自由主义的价值外交彼此矛盾,他们相信二者互为条件,自由若没有力量保护就只是空洞的言辞。美国力量如果脱离自由民主和人权的目标,又会沦为赤裸裸的霸权。正因如此,这三个人既支持国家民主基金会国际共和研究所和自由欧洲电台之的推广民主、传播信息的机构。他们也坚定主张维持军事预算、海外驻军、北约同盟以及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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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再次强调,这是一个横跨两党的联盟。他们所理解的国际主义不是靠国际组织和外交声明逐步消除冲突的温和世界主义,而是一种武装起来的自由主义。美国必须建立联盟,美国必须支持弱小民主国家,美国必须威慑独裁政权,美国必须愿意承担维持国际秩序需要的真实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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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以及此后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塑造了三剑客的政治联盟。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时期是这三剑客政治联盟权力最大的时候。他们三个人都认为参议院不能只在华盛顿听取军事简报,必须亲自前往战争地区。面对那些被送上、被美国政府送上战场的年轻人,他们频繁访问伊拉克和阿富汗,成为了 2007 年伊拉克增兵战略最坚定的三个支持者。他们去伊拉克和阿富汗会见美国军方指挥官、普通士兵和当地政治人物,并且把这种履行视为国会监督和政治责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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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真正结成三剑客的具体时间是在 2006 年至 2008 年的伊拉克增兵争论中。当时的伊拉克在美国国内已经极度不得人心了,民主党要求撤军,共和党内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准备放弃。但是麦凯恩、利伯曼和格雷厄姆认为,原有战略确实失败,但是不能因此仓促撤退。他们支持 pereo ls 彼得雷乌斯领导的反叛乱战略,并且要求向伊拉克增派军队,这在当时是一种政治自杀。利伯曼因为坚持支持伊拉克战争,在民主党初选中失败,麦凯恩的总统竞选一度濒临破产,格雷厄姆也成受着共和党的内部压力。但是他们仍然认为,一个政治家必须首先判断什么是对他们来说正确的,然后使用民主政治提供的一切工具去争取它,而不是首先判断什么是受欢迎的,然后再改变自己的立场,决定自己相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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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这三个人最重要的共同点。他们认为外交信念应当决定党派选择,而不是让党派身份决定外交观点。这个我们等会儿再谈。在他们看来,错误发动或错误执行一场战争并不能自动退出,撤退就是正确答案。一旦美国已经介入,因为美国已经介入,随意退出同样可能造成更大的战略灾难或者是道德灾难。因此,麦凯恩当时就会说,他宁可输掉总统选举,也不愿输掉一场战争。这句话最能够概括这三剑客的政治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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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有些问题比选举更加重要,有些责任不能随着民调的变化而变化,这当然也是他们这套外交传统最危险的地方。他倾向于高估美国塑造他国政治的能力,低估军事干预的意外后果。伊拉克战争造成的灾难最终严重损害了美国这套自由国际主义的道德信誉,也使美国公众越来越怀疑,所谓的美国领导事件是不是只是这些华盛顿精英为了无休止的战争寻找的高尚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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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只把这三剑客理解为崇尚热衷战争的鹰派,会错过他们真正的思想结构,他们并不主张对所有的独裁国家发动战争,他们承认美国有时候必须和非民主政权合作。他们的核心信念我看来更接近于政体性质,确实会影响国家行为。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不能被视为道德与战略意义上完全相同的行为体。独裁政权的扩张往往不仅威胁邻国,也会逐步破坏美国赖以安全生存的国际环境。因此,在 2008 年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之后,他们这三三剑客比当时的所有美国政治主流更早警告普京的扩张也行。他们前往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波兰,主张为北约东翼准备真正的军事资源和应急方案。当时这些立场在美国是显得非常夸张,好战的他们看起来就好像是那种好战的少数人对于俄罗斯的侵略野心有执念一样。但是,乌克兰官员对克里米亚将是下一个目标的警告后来成为了现实,说明他们对于一些国家机会主义的警觉并非毫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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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剑客代表的还是一种已经日渐消失的跨党派外交建制。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认为外交信念应当决定党派选择,而不是让党派身份决定外交观点。麦凯恩是共和党人,他是越战老兵,他是军人世家的后代。利伯曼是来自新英格兰的犹太裔民主党人,他是耶鲁法学院毕业的精英律师。格雷厄姆是一个小镇青年,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小镇,幼年失去父母,他是一个军法律师。这三个人在身份背景、宗教、国内政策上存在着大量的分歧,他们所属的政党、阶级、人生经历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他们能够围绕美国在世界中的角色,形成比自己的党派身份更牢固的联盟。对他们而言,外交政策信念应当决定政治选择。利伯曼可以为了伊拉克战争输掉民主党初选,随后以独立候选人身份连任,并且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支持麦凯恩。麦凯恩可以反对自己党内的总统和建制派。格雷厄姆后来试图在特朗普统治共和党的条件下,试图继续保存这种麦凯恩、利伯曼式的对俄罗斯强硬支持盟友的军事威慑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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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想来退一步讨论这三剑客的友谊,友谊也是在今天,或者说联盟,是在今天美国政治中几乎已经消失殆尽的东西。利伯曼原来是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他在 08 年公开支持共和党麦凯恩竞选总统。麦凯恩可以为了自己认为正确的战争战略与共和党总统和共和党选民发生冲突。格雷厄姆也愿意在俄罗斯、乌克兰和中东问题上挑战当今共和党内的主流。他们当然不一定总是正确的,但是他们相信外交政策不是党派忠诚的附属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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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三个人性格完全不同,麦凯恩性格暴烈,他是一个天然的战斗者。他出身军人世家,是越战战俘。利伯曼是耶鲁法学院毕业的民主党人,他是温和的,是沉着的,有一种冷静的性格。格雷厄姆来自南卡罗来纳州,他是一个小镇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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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人不是因为彼此性格相近成为朋友,是他们在彼此身上找到了在美国政坛缺少的品质。玛丽伯曼的冷静克制,麦凯恩的勇气和冲动。麦凯恩的勇气推动利伯曼参与更激烈的政治斗争,而格雷厄姆的政治技巧让两人的信念能够进入媒体,能够进入现实政治。在格雷姆身上,这种理想和政治技巧的结合是很明显的,他不是这三个人中最具有道德权威的那个人,最具有道德权威的、最坚定的应该是麦凯恩。他也不是最不受党派约束、最平静的接受政治代价的那个人,那个人是利伯曼。格雷厄姆比另外两个人更懂得权力如何运作,他也更愿意留在权力内部。这也解释了我在一开始说的,为什么他会在特朗普时代选择适应特朗普,麦凯恩和利伯曼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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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或许真诚地认为,为了继续推动对乌克兰的援助,维持美国在中东的影响,遏制俄罗斯,他必须保持接近总统的能力。对他来说,政治纯洁不是目的,影响政策才是目的。他愿意牺牲公开形象,压抑私人判断,甚至接受羞辱,以换取进入特朗普耳边说话的机会。大家要注意,真的,在过去十年中,格雷厄姆在美国内政里面的形象就是一个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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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雷厄姆身上,这套传统暴露出了最后的内在悲剧。为了保住影响政策的资格,他接受了特朗普时代的政治规则,在公开立场和私人判断之间做出妥协,依附于一个从世界观、从气质、从政治伦理都和麦凯恩传统格格不入的领袖。他可能相信只有留在权力内部才能够继续推动和维持美国的海外承诺。但是维持政策影响力的手段也逐渐侵蚀了它所代表的这套外交传统。原本引以为原因,原本引以为傲的道德独立三剑客曾经相信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需要他们美国的力量,美国力量也必须受到自由主义目的的约束。到了格雷厄姆最后的阶段,这两者开始分离。外交政策上的国际主义仍在继续,国内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规范却被当做可以牺牲的筹码。因此他们全部离世,不仅仅是三位上一个时代的鹰派参议员,生命的结束,也象征着一个美国外交时代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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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曾经真诚地相信过,美国有能力、有责任也有道德资格塑造世界,相信政治联盟不是负担而是力量的延伸,相信对远方小国的承诺和美国自身的安全有关,相信跨党派的政治精英能够暂时搁置国内的分歧,共同判断什么符合美国国家长远利益。这套传统留下了伊拉克战争这样的惨痛失败,也留下了对俄罗斯威权的准确预警、对北约东翼的提前关注以及对民主国家团结的持续坚持。今天消失的是一种把美国政治理解为责任而非身份竞争的自我想象,先判断什么是正确的,再使用一切民主政治工具为之斗争。即使自己的观点属于少数,即使必须反对本党总统,即使会失去职位和掌声,也不让党派身份代替自己的立场。无论今天的美国人如何负面的评价他们所支持的战争,或者曾经喜欢过、支持过他们的人如何指责格雷厄姆向特朗普出卖了自己曾经的价值观,这种信念都构成了三剑客最鲜明的共同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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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直接回答标题那个问题,我们暂时把格雷厄姆在特朗普时代做的妥协放到一边。三剑客代表的从 2001 年到 2016 年之间的美国外交传统,可以概括为四点。第一,他们相信美国力量具有道德目的。美国不是普通大国,它的安全与世界自由秩序存在联系。第二,他们相信实力是价值的必要保障。民主、人权、国际法不能只靠宣言维持,背后必须有军事力量、联盟体系和承担风险的意愿。第三,他们相信政治家有责任对抗民意,而不是服从民意。政治判断的价值在于,当多数人不愿意听的时候,仍然能够说出自己认为正确的话。第四,他们相信跨党派合作不要求消除差异。一个民主党人和两个共和党人可以在美国国内政策上相互反对,却可以在外交问题上建立深刻的友谊和长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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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麦凯恩、利伯曼和格雷厄姆都已经去世。随着前两天最后一位三剑客离场,消失的是一种特定的美国政治人物。他们相信美国应当领导世界,相信这种领导既需要力量也需要道德,相信党派不会完全吞没个人判断,相信政治友谊能够跨越党派边界。我们当然可以批评他们对美国力量过度自信,低估了战争的复杂性,也严重低估了美国改造其他社会的能力。伊拉克战争尤其证明,道德确信和强大军力的结合不自动产生好的结果,它也可能制造巨大灾难。他们代表的国际自由主义既有勇气,也有傲慢,既试图阻止暴政,也经常无法看到美国自身制造的混乱。但是,在他们全部死掉之后,我们必须面对的新的问题是,取代他们的是什么?不是一种更审慎、更成熟的国际主义,而是一种把外交完全党派化,把盟友视为负担,把国际政治理解成交易、把责任和实力彻底分离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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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剑客错误地相信美国能够做太多。今天的美国越来越相信自己可以对任何事情都不负责任。格雷姆。代表的价值观在过去几年内越来越在美国政治上看起来像一个早就该死的老古董。他早就被民主党和今天的新共和党人叫做鹰派战争贩子。我在这期播客里只是在分析它究竟是什么,而不是在惆怅的缅怀他。格雷姆代表的那个美国是否也已经死了?那么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我们只有看清楚死掉的那个时代是什么样子,才能够开始意识到自己究竟身处何方。OK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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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共和党建制派鹰派人物,于 2026 年 6 月 11 日逝世,享年 71 岁。格雷厄姆曾是麦凯恩、利伯曼组成的‘三剑客’一员,主张美国应积极介入海外事务,支持盟友并对某些国家采取强硬政策。其政治生涯从激烈反对特朗普到成为其忠诚盟友,反映了共和党建制派对特朗普主义的适应。格雷厄姆代表的外交传统强调美国力量与自由主义道德目的的结合,以及跨党派合作的重要性。然而,这一传统在特朗普时代逐渐式微,三剑客的离世标志着一个美国外交时代的终结,留下对美国国际角色和外交政策的深刻反思。
#### Speaker Summaries
发言人1
回顾了美国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生平及其政治生涯中的关键转变,特别是在特朗普时代从反对者转变为盟友的过程。格雷厄姆曾是共和党建制派的重要人物,与麦凯恩、利伯曼组成的“三剑客”代表了 911 后至特朗普崛起前的美国外交传统,强调国际主义、跨党派合作和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然而,随着特朗普的崛起,格雷厄姆调整策略,选择与特朗普合作,以维持其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上的影响力。这一转变反映了共和党建制派如何适应并融入特朗普主义,尽管付出了个人名誉的代价。格雷厄姆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象征着美国外交传统中强调责任、跨党派合作和道德独立的信念的消逝。他分析了这一外交传统的核心价值,以及它在当代美国政治中的缺失,引发对美国外交未来方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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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11日,美国国会中最重要的共和党建制派人物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去世,享年71岁。他和麦凯恩(John McCain)、利伯曼(Joe Lieberman)被称为三剑客(three amigos),目前已经全部离世。这三个人如何塑造了美国外交传统?理解格雷厄姆就是理解共和党建制派如何从麦凯恩时代的新自由国际主义逐步适应特朗普民粹主义的过程。本期播客首先分析特朗普和格雷厄姆在过去10年中关系的演变,然后分析美国自由国际主义三剑客代表了怎样的美国外交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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