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理想的编辑部 2026-08-07 12:40 北京
《情书》
在爱的路上，死亡与分离是每个人都将面对的课题。当爱人离世，我们是否有勇气面对关系的终结，又该如何安放心中的爱和遗憾？我们要如何挣脱死亡的阴影与虚无，又该怎样在坍塌的现实之上重建生活？
在《爱的辛劳》的最后一章，精神分析师斯蒂芬·格罗斯写下了一个极尽悲伤却无比深刻的关于爱与哀悼的故事。
故事中的主人公托比亚斯曾是一名年轻有为的雕塑艺术家，在女友美咲死后，他与精神分析师斯蒂芬·格罗斯开启了长达十年的心理咨询。然而，十年后托比亚斯几乎不再创作，经济状况窘迫，也放弃了恋爱和生育的念头，陷入了一种在斯蒂芬看来“活人已死”的状态——
“不知从何时起，托比亚斯已经无欲无求。当欲望被抽空，他便不再处于‘诞生、成长、死亡’这条生命弧线之上。与生者断了联系的他，‘在空间中四散飘零’。”
女友的死几乎将托比亚斯的人生拦腰斩断，而比死亡更折磨的是内心强烈的愧疚与自责。在咨询的过程中，斯蒂芬带领托比亚斯进行了一场跨越生与死、梦境与现实的漫长回望，其中有无数幸福、甜蜜的回忆，也有太多艰难、无力的时刻，而最终我们必须要承认爱不是万能的——托比亚斯失去了爱人，爱未能阻止死亡。
然而，正如电影《小王子》里的台词所说的，“想要建立羁绊，就要承担流泪的风险”。选择了爱的人注定要承受爱之痛，这是爱的代价；而 在无数爱的辛劳与苦痛中看清自我和他人，则 是爱的使命，更是爱之于人的永恒意义。
下文摘自《爱的辛劳》第十章 幽魂萦绕
斯蒂芬·格罗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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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从未想过她会死”
2008 年 4 月，托比亚斯与美咲相遇。那年他 34 岁，她 27 岁。当时他正为日本一家画廊创作作品，因此逗留于东京。他的一个作品入选了京都国立近代美术馆的新雕塑展，于是，托比亚斯在展览开幕式上遇到了美咲。他们交换了电话号码，并约好了见面。
“晚餐时，她突然对我说：‘我知道我不必事事都和你讲，但我想告诉你这件事。一年前，我生病了，必须住院，因为我出现了幻听。当时我病得很重，但后来好起来了。我现在状态很好。’她的坦诚惹人怜爱，但由于在我看来她完全不神经质，我对此颇感意外。”
晚餐后，美咲主动提出要带托比亚斯穿过京都回他的酒店。他们在酒店门外的人行道上道别时，她将他拉近，热烈地吻他，轻轻咬他的唇。后来，她告诉托比亚斯，正因为他没有邀请她上楼，他的克制让她觉得他是个值得信赖的男人。美咲决定来伦敦住一个月。他们那会儿仅约会过两次。
《假如爱有天意》
几周后，美咲抵达伦敦。过了些天，她退掉酒店房间，搬进了托比亚斯的家。托比亚斯白天做一些工作，但大部分时间和美咲一起消遣。他们一起出席艺术展开幕式、共进晚餐、参加派对。
搬进来不久，美咲就和托比亚斯说她想去康登市集。在一家店铺的橱窗里，她看见架子上陈列着玻璃烟斗和其他嗑药用具。“我能从她脸上看到，”托比亚斯说，“这地方让她兴奋。”店里有位年轻的日本收银员，美咲和他聊得热火朝天。事后她告诉托比亚斯，自己问了对方能否给她弄到冰毒。
两天后，趁托比亚斯去画廊时，美咲回了康登，在街上找到一个毒贩，买了安非他明。托比亚斯回到家时，发现她正瘫在浴室地板上，抱着马桶呕吐。
他们吵了起来。托比亚斯告诉美咲，她的嗑药行为令他担忧，她也不能在他家里嗑药。“她突然泪如雨下，对我说她再也不会这样做了，说她这么做只是因为她‘想保持距离’。她害怕自己会爱上我。”
“在此之后，为了陪她，我几乎停止了工作，因为我知道她还有两三周就必须回日本了。我开始思考我们关系的走向。如果两人住在同一个城市，感情可以细水长流，顺其自然。而当一方即将回地球的另一边时，你就会自问：一方是否该搬去另一方所在的国家？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但我们确实开始谈论共同生儿育女。我与历任前女友之间从没有聊过这个话题，哪怕我与她们交往的时间远远长于美咲。”
“我想让你明白，我们之间充满激情——情感上、性爱上——方方面面都是如此，”托比亚斯说，“我能窥见她心灵的深处。我彻底爱上了她，她告诉我她也一样。我们的关系是双方都不曾经历过的。我们无话不谈，她向我倾诉她的过往、她的烦恼与崩溃。”
美咲告诉托比亚斯，这次精神崩溃是冰毒引起的。是大学时期的一个朋友带她嗑的冰毒。那朋友只嗑了一两次，但美咲却难以自拔。在遇见托比亚斯的一年前，她已经发展到每天“溜冰”。她变得越发焦躁，睡眠和进食日益减少，直到彻底崩溃，在精神专科医院住了数月。
美咲为什么要嗑冰毒？是因为抑郁？或者这是她逃避爱的方式？虽然我无法清晰了解她这个人、她的内心世界，但我隐约觉得她把托比亚斯当成了她的救星，那个会救她于水火的男人。但托比亚斯是如何看待美咲的？她有限的英文水平使得她对他而言神秘莫测。这反而给了他更多空间去创造她，将她想象成一番模样。
《假如爱有天意》
美咲回到日本后，托比亚斯和她每天通电话。回家后的第一个周六，她告诉托比亚斯当晚要去参加派对。此后，她便不再给托比亚斯打电话，也不再接他的电话，也不回他的短信或邮件。托比亚斯先是茫然无措，继而心碎欲绝。“我以为她在跟我玩消失，”他说，“以为她在派对上遇见了新欢，抛弃了我。”
六周后，就在他开始接受再也得不到她的消息时，他接到一个电话。“她的声音极其微弱、羞怯，告诉我她住院了、病了。”后来，她告诉托比亚斯，她在派对上“溜冰过量”。
他们又开始每天通电话。三个月后，美咲一出院就回了伦敦。她母亲给她买了一张未确定返程的机票。“我对她回来有些顾虑，但想到又能和她在一起，心里又很高兴。”托比亚斯说。
在最后一名同航班乘客走过到达大厅许久之后，托比亚斯从广播里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是一个工作人员的声音，要求他前往护照检查处。有人带他进了一间审讯室。一位海关与移民官员解释道，由于美咲携带了大量抗精神病药入境英国，托比亚斯需确认她将与他同住，并承诺负责照料。他表示同意后，被带到另一个房间。美咲正坐在桌前。她比以前更瘦了。“她像个鬼魂儿。”他后来这样描述。
托比亚斯和美咲很快找到了日常节奏。托比亚斯在白天里基本都会工作，有时晚上也会，美咲就待在工作室陪他。她会蜷在沙发床上，要么看书，要么戴着托比亚斯给她买的头戴耳机听音乐。托比亚斯休息时，他们就一起散步或吃东西。到了晚上，他们会去参加展览开幕式、看电影，或是和朋友聚餐。
两人都避免谈及她住院、崩溃和“溜冰”的事。但尽管两人都绝口不提——要么是也正因为如此——美咲似乎在慢慢好转。“我们花很多时间只是依偎在一起。”托比亚斯说，“我们有过一些美好时光。我们的关系更深了。但重聚之后的日子并不容易。”
日本的精神科医生开的药让美咲昏昏欲睡。那时的托比亚斯正在为筹备东京展览而长时间工作，同时又必须照顾美咲。他包揽了做饭、打扫、洗衣等家务，还要确保他们每天都有户外活动时间，通常是沿摄政运河散步一小时。
“同居五个月后，我想她察觉到了我的倦意，因为有一天她告诉我她想回日本。她计划在我的展览开幕前几周先一步去东京。我当然放心不下，觉得她极有可能重蹈‘溜冰’的覆辙。但她说自己又开始幻听了，那些声音吓到了她，她需要住在一直给她看病的医生附近。我信了她。”
六周后，离两人相识还不到一年，美咲独自回了日本。她下飞机后直奔在大阪的父母家，找到了她之前藏在那里的冰毒。吸食后不久，她打电话给正在上班的母亲说自己感觉不舒服，叫母亲马上回来。她母亲连忙往家里赶，但还没到家，就有路人报警称美咲正站在马路中央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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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星期后，美咲才给托比亚斯打了电话。通话时，她告诉他自己正被关在精神科的安全病房里。
“她知道我要来，所以想要康复，好和我在一起，这样我们就能一起去巴厘岛度假了。我以为她正在好转。她的精神科医生也这么认为，因此决定把她从安全病房转到普通医院里设有戒断康复中心的精神科病房。”
美咲住进新医院的第一天，托比亚斯又和她通了话。她很安静，透着用心深思之感。“我对她表现得态度坚定。她也更多地回归了自我。她说等我到日本后可以去医院探望她，因为她已经和工作人员说了我是她的未婚夫。说不定她还能出来与我同住酒店。她说她想我，说她爱我。我也告诉她我爱她。挂断电话后，我心里平静了些，甚至燃起了希望。”
托比亚斯告诉我，第二天早上，美咲离开了医院，走过几个街区，来到她儿时住过的一栋高层公寓楼。几周后，托比亚斯看到了该楼的监控录像：美咲乘电梯到了屋顶花园。“你能看见她坐在长椅上，戴着我送她的耳机听音乐，”他对我说，“约莫半小时后，她走向护栏，翻了过去，消失了。”
“你是说她自杀了。”我说。
“嗯，她是蓄意为之，也得到……”托比亚斯逐渐哽咽，“还是甚至都不清楚发生了什么，这些都不得而知。她走到边缘，径直走了下去。她没有犹豫。怎么看我都不觉得这是她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你是说你觉得她当时是嗑了药，是冰毒？”我问道。
“不，不，她没嗑药——我是说她只是在吃精神科医生给她开的药。我觉得这更可能是意外。”
“你不认为是自杀？”
“就在那天的前一个晚上，她告诉我她戒烟了，”他说，“谁会在打算自杀前戒烟？”
我没有回答。我无法回答。我感到了排山倒海的悲伤，为美咲，也为托比亚斯。我不禁想到，美咲戒烟，恰恰是濒临自杀者可能会做的事。托比亚斯紧紧抓住美咲求生的那一小部分，却拒绝正视她走向高楼楼顶、决心自我毁灭的更大那部分。
美咲曾让她的精神科医生和托比亚斯燃起希望，使他们相信她正在好转。这种情况在处于自杀前期的患者中并不罕见。无论其动机是源于她自身日渐升级的内心冲突，还是一种禁不住去伤害他人的施虐欲望，美咲通过激起精神科医生和托比亚斯的希望，让两人陷入了更深的困惑、挫败与悔恨之中。
“我从未想过她会死，”托比亚斯说，“我甚至从未想过我们的关系会结束。”
02
艰难的哀悼
在托比亚斯给我讲了那个梦的下一周，他来得比较早。刚一坐定，他就说：“我认出了那个造型——那个乳白色的物体——我知道那是什么了。”
托比亚斯身体前倾：“美咲去世两周后，我去了日本，大阪，见到了她的母亲和姐妹们。她父亲不愿见我。我想告诉他，我尽力照顾她了，”托比亚斯说，“我竭尽了全力。”
他继续说，声音变得尖锐而坚定。“我到他们家后，我们四个人走进客厅，坐在佛坛旁，就是为美咲设的龛位，里面摆着她的照片和鲜花，点着香。我们交谈了一会儿，就是闲聊。”
“随后，美咲的姐姐问我是否想看看美咲的遗骨。她的英语不太好，我以为她指的是美咲的骨灰。出于礼貌，我说好。于是，她掀开盒盖，而里面竟然是美咲的骨头。”
托比亚斯张了张嘴，欲言又止，然后又试了一次。他的声音很低：“遗骨整齐地码放在盒子里，她的头骨在最上面，所以我往里看时，那是我最先看到的。”
他继续道：“她的牙齿。我认得它们。”他的声音开始颤抖。“一种无法形容的感觉袭遍我全身。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万物凝固，世界静止。”
“她似乎在对我微笑。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形容。我觉得美咲正从一侧看着我。可她也从另一侧看着我，因为她的头骨已碎成数块。她看起来就像一幅毕加索的画。就在一切都静止之后，发生了下面的事。我想这大概是某种应对机制吧。我在脑海里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噢，美咲，你今天看上去真是不太好——要不咱们歇会儿，放松一下？’”
“我不知道还有谁见过所爱之人的头骨。这可不是我们的文化。我那时不知道这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入殓师》
托比亚斯垂下了目光，然后又抬眼看向我。“我在上次面谈结束后马上就意识到，梦中的那个东西——那个乳白色形体——正是美咲头骨的碎片，是她的头骨顶部，是我往盒子里看时最先看到的。我梦到的造型就是她的头骨。”
他长长地吐了口气。“十年后的今天，我仍在梦到那一刻。我没法当没看到过。”
托比亚斯深吸一口气。“在美咲第二次来访期间，我们做过的最甜蜜的事是一起去听了场音乐演出。那晚我们过得很开心。她对我说：‘哦，咱俩应该买一对链子，两个人都戴，因为咱们相处特别好。’她那滑稽的英语表达方式让我一时没领会她的意思。
突然，她变得特别害羞。原来她刚才向我表露了心意，这可不是她习惯做的事。我很感动，直说‘当然’。后来她告诉我，在日本，有些新人结婚时会这样做：他们不交换戒指，而是交换戴在衣服下面的项链。”
“在她姐姐给我看了美咲的遗骨后，她母亲离开了房间，回来时带来两个袋子。第一个袋子里装着美咲的项链，上面覆盖着凝固的血迹，那是她的血，来自……因为这是她母亲在辨认遗体时，从她身上取下来的。她把项链递给我……我至今仍把它收在那个巴着血迹的袋子里。
她接着又说：‘这是你的耳机。’她递给我那副我送给美咲的蓝牙头戴耳机。所以另一个袋子里装着的就是这副摔坏了的降噪耳机——同样沾着凝固的血迹。就在我捧着这些物品时，她母亲说——口吻很是平常：‘虽然她的身体摔碎了，但脸还不太差，所以我认出她来没有困难。’”
托比亚斯的目光越过我，看向远处。“看到美咲的遗骨，看到血迹干在她的项链和耳机上——真真是看到她的血就在我送给她的东西上。我们就在她家的客厅里，平静又有礼地交谈，但我的内心已经炸裂。
我为参与了美咲的死而感到内疚。毋庸置疑，我真的很内疚。但她母亲的举动，简直像是在说——虽然我确信这并非她的本意——但她仿佛在说：‘看看你对我美丽的女儿做了什么。她只剩下一堆白骨。’那次探访让我从感觉悲伤变成了感觉自己像个杀人凶手。仿佛是我亲手杀死了她。”
在他的叙述中，我第一次意识到托比亚斯承受了两次暴击：先是美咲自杀，而后是这次会面。
《入殓师》
“你不是杀人凶手。”我说。
“我绝对、绝对不该让她自己回日本而没有陪她一起，”托比亚斯说完，哭了出来，“如果我没让她回家，她现在还活着。”他泪流满面地说。
“也许吧，”我答道，“但要是她母亲去机场接她，或者要是她的一个姐妹在家等着她，美咲就不会回到空荡荡的房子里。要是她父亲去医院看她，她就不会感到那么孤单。要是她的精神科医生没让她离开安全病房……”
托比亚斯擦了擦眼睛，摇了摇头。“我确定，这就是我从未告诉你这次会面的原因。我实在做不到。我太内疚了。”
“你对美咲的死没有责任。”
“你并不了解全部情况，”他说，“我告诉过你，我在最后一次通话中对美咲态度坚定——那不是真的。我告诉她嗑冰毒让她失去了太多。我说了……”
托比亚斯顿了顿，“我说了些冲动刻薄的话。我对她说：‘希望这一切都值得吧。我们失去了本可以有的巴厘岛度假，甚至失去了在日本团聚的机会。’她说‘没有没有，可以的，你可以来看我。家人可以进医院，你是我的未婚夫。’而我却对她说：‘我不是你的未婚夫。’”
托比亚斯摇了摇头。“我真希望自己没说过那些话，我真的希望……她当时在精神科病房啊。夺走她的希望，那种做法太可怕、太可怕了。但我当时太生气了。我甚至以为用那种方式和她说话也许能帮她戒掉冰毒。”
我提醒托比亚斯，美咲使用冰毒是在日本，而不是在他身边的时候——来英国很可能是延长了她的生命。
“我不认为你对美咲的死负有责任，”我说，“也不认为她的家人和医生该为她的死负责。我甚至不认为美咲该为自己的死负责。”
“你怎么能这么说？”托比亚斯问。
“要是她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很可能会对你说她后悔跳楼。大多数自杀幸存者都懊悔自己的自杀举动。我不认为任何人该为美咲的死负责。”
“但我‘感觉’自己有责任。”
“我明白，但感觉不等于事实。”我说。
我想，正是这份内疚，让他困在了无休无止的哀悼之中，无法释怀。托比亚斯曾对我说，他败给了自杀事件，“失去”了美咲，但“失去”是一个极具误导性的词。他与美咲相识不足一年，而在她离世十余年后，她似乎仍时刻萦绕在他心头。她的缺席反而使她比生前更具存在感。自杀而死与其他死亡截然不同，这一行动的暴力意味，使得哀悼——尤其是释怀——变得很难，甚至不可能。
03
幽冥之旅
托比亚斯花了十年才告诉我他见过美咲的遗骨，向我坦白了他与美咲的姐妹和母亲会面的感受。我们发现，在他对生计与住房的实际忧虑之下，埋藏着一座蓄满了内疚的巨型地下水库。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几乎每次面谈，我们都以他的梦为起点，探索这份内疚的来源。托比亚斯不断自问：为什么我总是迁就她？为什么我没送她去戒断中心？为什么我没有在她飞回家前给她父母打电话，告诉她父母她冰毒成瘾，不能让她独处？当我们逐步锁定并辨认出托比亚斯的感受——悔恨、自责与哀伤，他对自身的态度也慢慢改变了。
在经年累月的自我诘问中，托比亚斯谈论他的梦时常常带着某种能量，这提示他的梦还没有结束。在做那个梦之前，托比亚斯专注于外部世界——作品滞销、房贷压力、寻找居所等等；如今，他则日益转向内省。
后来，距他最初讲述那个梦两年多之后，托比亚斯坦白了另一件事：“我不该把手放在她的头骨上，我不该那样做。”
“你做了这事？”
“我拿起过她的头骨。”
他怎么此前从未对我讲起这件事？
他忍不住哽咽出了声：“我不该——不该碰她的遗骨，是吧？”
我没有回答。
托比亚斯垂下眼帘。“我想我只是想触碰她，安抚她。于是我像她姐姐那样把手伸进盒子里。我伸手碰了她的头”——他改口道——“她的头骨，然后把它捧了起来。”
说到这里，他举起双手，画了一个小小的弧形，与他第一次给我讲那个梦时一模一样。“它发出非常轻、轻到没有重量的吱吱声——空洞的声音。”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托比亚斯捧起美咲头骨的画面——然后我意识到，他的感受是她的头骨没有也用触碰回应他。他触碰她时，她已经不在了。他的触碰只换回了虚无。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托比亚斯。
“我不该碰她的骨头。”他说。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大腿，又抬头看我，小心翼翼地说：“在触碰她时，我染上了某种东西。她的死亡侵入了我。”
说完他哭了，我从未见他这样哭过。
《入殓师》
在接下来的若干分钟里，时间放慢了脚步。那一刻似乎扩大成了一片寂静无垠的空间。我的思绪飘离了大阪的客厅，来到印第安纳州北部的殡仪馆，是我母亲的葬礼进行到即将盖棺的那一刻。我记得俯身亲吻了她的脸颊，而此刻，我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领悟：真正让我明白她已离去的，并非她皮肤的冰冷，而是她毫无回应。
于是，我又一次站在托比亚斯梦中黑黑的沙子上。眼前是静止的海面，还有那个物体。我看到那个形状——曾经是活物，现在已经死了——既是托比亚斯，也是美咲。他的梦象征着、具现着这段难以言喻的记忆：她的死亡侵入他的那一刻。
三年后，我才写下这些文字。托比亚斯不再提起他的梦。这个话题已不再出现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在不久前说：“时过境迁，尽管我仍然觉得艰难，但远不及从前那么难了。”
就在这次面谈中，他后来又补充道：“我犯过太多错，美咲也犯过太多错——但何必怪罪她？又何必怪我自己？我曾以为有些事我永远无法原谅，但如今也原谅了。”
我现在觉得，托比亚斯的梦是某种通往幽冥的门户。要理解他的此时此地，我们必须下潜至他的彼时彼地，与亡者共处。我的工作便是从患者的言语、记忆与梦中找到下潜之路。幽冥之旅是每一段精神分析必不可少的部分：唯有潜入黑暗，才能看见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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