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辰、沉舟 2026-08-13 17:24 北京
编 辑：星辰、沉舟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根据新华社消息：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他被人誉之为“铁面 总理”，不怒自威，但又慈眉善目，充满个性魅力。
1991年至2003年，朱镕基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的十二年，正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 场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转型难题错综复杂，桩桩件件都不好办。
朱镕基决心很大，在就任国务院总理时直言，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是真正为国家和老百姓办事的人。在主政及任期内，他敢于直面改革深层次矛盾，把解决问题的责任和风险留给自己，把改革的成果留给后人，展现出一位伟大政治家的胸怀和风范。在他的领导下，中国接连办成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关键大事：
中国成功抵御亚洲“金融海啸”的冲击，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
大刀阔斧推进经济与行政体制改革，完成新中国成立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国务院机构精简；
历经多年谈判，推动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奠定基础；
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分税制，实现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均衡发展，使得中国经济能够在软着陆后再度步入高速发展的轨道；
打击贪污腐败与走私活动，推动特大走私案“远华案”顺利告破，逮捕多位涉案高级官员；
1998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毅然启动铁腕改革，通过国企改革等关键举措有效化解产能过剩问题，直接推动21世纪初中国经济实现新一轮腾飞。
回过头来看，这一系列改革不仅改写了中国的经济版图，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命运走向。时至今日，他主导推动的财税、金融、国有企业、政府机构、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多项改革惠及当下。
2000年3月，当一位丹麦记者问朱镕基，离任之后最希望中国人民记得的是哪个方面，他答道：“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邓小平评价他：“有观点，有主张，有干劲，有魄力又懂经济的难得干才。”
老百姓说，只有他镇得住贪官，因为他不怕死。只有他敢改革，因为他不怕得罪人。
斯人远去，风骨永存。
这位始终站在改革开放攻坚一线的卓越领导人，将全部心血倾注于国家经济建设，以非凡魄力闯过无数改革深水区，用一生实干与担当，为中国的发展铺就了坚实道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
我们梳理汇总了他主政期间影响深远的十件实事，以寄寓追思与敬意。
图源中新网
!Image 4 开 发浦东新 区
1990年大年初一，朱镕基去给邓小平拜年。
这一年朱镕基 62岁，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已近两年。1988年他到上海时，这座城市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财政收入连续下滑，城市基础设施老化，交通拥挤，住房紧张。他跟中央叫苦，说上海像个“老态龙钟的老人”。
话题落在浦东开发上。
朱镕基对邓小平说了一句话：浦东开发建设的报告不理想，不敢报。 这个“不敢”背后，是80年代初上海陷入老工业基地负担沉重、基础设施严重老化、财政“只出不进”的困境。
1984年起，国务院调研组和上海市政府开始筹划跨过黄浦江、开发浦东的可能性。1988年朱镕基出任上海市长后，组织了大量中外专家进行国际研讨和前期规划。但当时资金有限，国家战略重心在深圳等南方特区，浦东开发一直停留在论证阶段。
听完这些，邓小平说了一句话：“浦东是一个自由机动的战场”。几天后他又说：“你们搞晚了。但现在搞也快，上海条件比广东好，你们的起点可以高一点”。后来在另一次谈话中，他还说过一句：“早该如此，可惜迟了五年”。
彼时邓小平回京后，多次向中央领导层提及浦东开发。1990年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上海正式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加快浦东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消息宣布那天，朱镕基“兴高采烈”。他在一次会上说，中国没有一个地方像上海的工业这样配套齐全，“我们虽然天时、地利不如广东，但是我们的科技人才比他强”。
浦东叫“新区”，不叫“特区”，背后有一个讲究。
当时全国很多城市都要求建立经济特区，江泽民和李鹏商量后决定，浦东不叫特区，以免引起攀比。朱镕基后来对这个命名做了一个精妙的解释：“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区还特”。意思是不叫特区，但给的政策比特区还多。
1990年5月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正式挂牌。同年6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保税区。朱镕基对外宾解释这个保税区的性质时，直接用了英语：“中国的保税区，实质上就是你们的自由贸易区”。
同年 9月10日，上海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浦东开发开放的三项法规文件，上海市政府也颁布了六项法规。浦东开发开放至此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此之前，朱镕基有过 22年的低谷期。1958年被划为“右派”，从国家计委的副处长一路下放，到湖北襄樊“五七干校”种过小麦、水稻、棉花，放过牛、羊，养过猪。1975年回京后被分配到石油工业部管道局下属一个通信工程公司，带着一支施工队从爬电线杆开始培训。
他后来很少提起那段日子。
1990年秋天，邓小平为浦东题词。同年12月，朱镕基在上海市委干部会上说：“我们这一代人，要对得起上海人民，对得起子孙后代。”
次年春天，他离开上海，去了北京。
!Image 5 清理三千多亿的烂账
1991年4月，朱镕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他到北京后遇到的第一件事，是一笔三千多亿的烂账。
当时中国经济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大量国有企业习惯了按计划生产、国家包销。市场疲软之后，产品卖不出去，积压在仓库里，变成了“死钱”。
为了把货推出去，企业只能允许客户“先提货、后付款”。买方拿不到下游的钱，也只能继续向下游打白条。久而久之，全中国的企业都陷入了一个荒诞的死局：人人手里都没现金，个个账上都有巨款，但那笔钱是别人欠的。
这场大面积的“经济癌症”也被称为“三角债”：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货款，你欠我、我欠他、他欠你，环环相扣，形成一张谁也解不开的网。 到 1991年前后，全国的三角债累计高达3000亿元。
很多龙头企业因为收不回货款，连买煤炭、发工资的钱都没有，面临停产和倒闭。沈阳电缆厂、鞍钢这样的工业支柱，也被这张网死死缠住。
1991年6月，国务院成立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朱镕基担任组长。他提出的办法是：注入资金、压货挂钩、结构调整、扼住源头、连环清欠。 他没有采用传统的“大水漫灌”式印钞救市，那样会引发恶性通货膨胀。他的打法是一套组合拳：注入活水、环环相扣、限时清欠。
上任后，他凳子还没坐热，就直接率领调研组杀向三角债纠缠最深的东北三省。
第一站选在鞍山钢铁厂。当时鞍钢被沈阳电缆厂欠了 3000万钢材款，导致鞍钢买不起煤炭，煤矿发不出工资，面临锅炉熄火的绝境。
朱镕基开出的“药方”是：由中央财政和银行定向注入少量“拨改贷”专项资金，但前提是专款专用、限时还债、环环相扣。比如中央给电厂一笔钱，电厂拿到钱立刻还给设备制造厂，设备制造厂拿到钱立刻还给钢厂，钢厂拿到钱立刻还给煤矿和铁路。 通过精准的资金引流，实现“注入1块钱资金，清理3到4块钱拖欠”的杠杆效应。
这场清欠产生了惊人的效果。
有一个微观案例被广为流传：1991年8月16日，中国建设银行沈阳分行和黑龙江企业凑出了136万元现金流。这笔钱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像接力棒一样流经了东北三省的10家国有大中型企业。沈阳电缆厂刚收到这笔钱，连捂都没捂热，第二天立刻转手还给了自己的上游债主——沈阳市塑料厂。 10家大企业之间庞大复杂的债务连环套，就这样被一笔不算大的资金彻底解开了。
为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和企业拿到钱后赖账不还，朱镕基 还 动用了中央媒体全程公开曝光、通报进度。他曾严厉警告企业：“如果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还在继续生产，制造积压产品，对于这样的企业先给‘黄牌警告’，下一步让它停产。”
到 1992年底，全国共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拖欠款2190亿元，硬生生把那条锁死中国工业的债务铁链砸断了。
这是朱镕基到北京后的“第一战”。
!Image 6 拯救中央财政，推动分税制改革
1993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朱镕基继续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这一年他 65岁。
此时的中国面临一个比三角债更深层也更危险的问题：中央财政正在空心化。
从 1980年到1990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约30%降到了不足20%。1991年，中央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超过40%。 收的钱不够，花的钱太多，缺口只能靠发债和向地方借钱补。 1993年，中央财政赤字超过200亿元。
时任财政部长刘仲藜有句话流传很广：“李先念兼任财政部部长时，还有上衣和长裤穿；王丙乾部长在任时还有衬衫；到我这儿只剩下背心裤衩了。”
1993年1月，朱镕基在《关于加快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意见》中提出，要“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他后来在很多场合说过类似的话，反复讲同一个判断：中央财政再不改革，国家将失去宏观调控能力，后果不堪设想。 分税制改革不是朱镕基的发明，但敢拍板干的人，是他。
这一年春天，朱镕基在中南海召集了财政部、国家计委、体改委、税务总局等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会上有人提出了“分税制”方案，朱镕基听完说了一句话：“这个方案要快，不能拖。”
他在一次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说：“包税制下，中央收入不过40%，支出要占50%，年年借债，不到2000年中央财政就要垮台。”当时台下的财政干部没人接话。
方案形成了，但地方反弹比预想的更猛烈。浙江、江苏、广东这些财政大省的反应尤其激烈。有些地方领导在会议上 直言，中央这是从地方抢钱。
消息传到朱镕基那里，1993年9月，他带着 60多人的队伍出发，两个多月里飞遍17个省、市、自治区。这不是协商，是攻坚。
最关键的还是广东。
分税制对地方财政影响巨大，广东改革开放走在前列，发展最好，抵触也最大。有资料记载，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坐在谈判桌对面，一句话不说。广东的其他同志说一条，朱镕基驳回去一条。
有人说了一句：“朱总理啊，你这样说我们就没法谈了，您是总理，我们没法说什么。”朱镕基回答：“没错，我就得这样。不然，你们谢非同志是政治局委员，他一说话，那刘仲藜他们说什么啊，他们有话说吗？！就得我来讲。”
时任财政部长刘仲藜后来评价：“这个场面紧张生动。”
最后的结论是，广东服从大局。
广东提出以 1993年为基数，当年经济增速快，基数高，长远看对地方更有利。财政部担心地方在数字上做手脚，不同意。朱镕基拍了板，同意了广东的要求。事后刘克崮说：“让基数、保改革的思路是正确的。”
1994年1月1日，分税制正式实施。当月财政收入27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6亿元，增幅超过60%。到年底，全年财政收入增加869亿元，比1993年还增长20%。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从改革前的不到 30%回升到55%以上。
中央财政的元气，慢慢回来了。
!Image 7 治理通胀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全国上下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经济建设一下子热起来了。
但热得太快，问题也跟着来了。
固定资产投资猛增，银行信贷和货币投放压力急剧增大，工业生产高速增长，交通运输紧张，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轮番上演。海南的烂尾楼、广西北海的房产泡沫、上海浦东开发初期的大干快上，都集中在这一时期冒了出来。
到 1993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达到15.1%，3月、4月的物价涨幅突破了10%。
朱镕基很早就警觉到了这个问题。 1992年3月25日，他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市代表团讨论会上发言，强调要全面正确地理解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不要片面追求高速度。
当时有人说这是跟邓小平唱反调，朱镕基压力很大。
但邓小平看到了这篇发言的录音整理稿，予以充分肯定。江泽民也在发言记录稿上批示：“朱镕基同志在人代会上海代表团会议上的发言，有内容、有重点、有分析、有办法，抓住了小平同志最近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使人很开脑筋，值得一读。”
有了这个支持，朱镕基开始动手了。
当时全国的金融秩序一片混乱。地下钱庄格外活跃，民间的资金拆借利率越来越高，官方利率形同虚设。企业之间违规拆借资金成风，银行信贷资金大量流向炒地皮、炒楼花、炒股票，真正需要资金的实体经济反而拿不到钱。 1993年6月，中央决定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一个国务院副总理兼央行行长，这在当时是极不寻常的安排。 他是至今唯一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兼人民银行行长的官员。
同年 6月9日，他受李鹏委托，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七次总理办公会议，针对当时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加剧的严峻形势，研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措施。
6月2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发《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即后来为人熟知的“十六条”。这里面有十三条是经济手段，只有三条是行政手段，与过去行政收权式的治理整顿有本质区别，目的是避免重蹈“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覆辙。
光有文件不够。上任后他立即召开全国银行行长工作会议，命令他们在三个月内，把搞“股票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的贷款全部收回来，否则追究各行行长的领导责任和个人责任。
据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回忆，朱镕基在会上的讲话非常严厉，全国银行行长们“大为震惊”。当时金融系统内部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叫做“八月十五放光明”，意思是违规拆借出去的资金，必须在当年中秋节之前全部收回来，否则就要“杀头”，即撤职查办。
这是一条没有人敢碰的“高压线”。
紧接着，他还推出一系列紧缩政策：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收回超过限额的贷款，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削减基建投资，削减行政费用百分之二十，停止用“白条”支付农民的粮款，停止地方当局向企业和农民集资。199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效果 是惊人的。
1993、1994年一度涨到20%到30%的通货膨胀率，到了1997年被控制到接近零的水平。更厉害的是，采取了这么紧缩的政策，却没有影响到经济增长，1997年的经济增长率还高达9%。 这就是后来被经济学家反复称道的“软着陆”。
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后来高度评价了这一成就。他说朱镕基光是凭上世纪 90年代把中国经济从一个过热状态成功软着陆，就足以有资格拿一尊诺贝尔经济学奖。 但“软着陆”这件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地方上要贷款、银行不愿收贷，反对声铺天盖地。朱镕基的态度始终只有一个：这件事不做，经济要出大问题。
后来的事实证明，如果没有 1993年到1997年这一轮坚决的宏观调控，中国经济很可能在亚洲金融危机到来之前就已经崩盘了。而恰恰是因为提前把通胀摁住了、把泡沫挤掉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才有底气说“人民币不贬值”。
!Image 8 “人民币不贬值”，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在泰国爆发。
泰铢暴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韩国的货币相继失守。国际金融炒家疯狂做空东南亚各国的货币，索罗斯的对冲基金所到之处，货币崩盘、资产价格雪崩、企业成批倒闭。整个亚洲的金融体系像多米诺骨牌，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危机传导到中国的速度比预想的快。出口订单骤减，外资犹豫观望，人民币承受着巨大的贬值压力。 当时主流的观点是，人民币应该贬值。东南亚国家的货币普遍贬值了 30%到50%，中国如果不跟，出口竞争力会大幅削弱。
各种声音涌向中南海，“让人民币贬值，保住出口”。 朱镕基的判断不同。
1997年12月12日，他在接见中国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代表时说了一句话：“我曾在报上宣布，中国的人民币绝对不会贬值。如果要贬值，港币和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会受到极大的压力。”
1998年9月下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在香港召开。朱镕基和索罗斯都参加了大会。朱镕基在演讲中严正表示：“中国将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立场，承担稳定亚洲金融环境的历史责任。”据说当时索罗斯就坐在台下。
1998年3月19日，刚刚出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他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他提出了“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的施政纲领。“一个确保”就是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挑战，必须确保1998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达到8%，通货膨胀率小于3%，人民币不能贬值。
他在记者会上反复讲：“人民币不会贬值。”
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朱镕基需要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代价。
1998年，中国出口增速从前一年的20%骤降至接近零增长，甚至一度出现负增长。国内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发生危机甚至挤兑。出口大幅下降，经济增长率面临巨大的下滑压力。
1998年6月26日，朱镕基在会见美国财政部部长鲁宾时明确表示：“无论贬值会给我们带来多大好处，我们也不能那样做。对别人损害太大，最后也会损害我们自己。”
为了对冲出口下跌的影响，朱镕基不得不启动了大规模的积极财政政策。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财政部的中央预算调整方案，决定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年利率5.5%，同时配套增加1000亿元银行贷款，全部用于基础设施专项建设。
朱镕基定了一条铁规矩：这 1000亿国债不搞一个经营性项目、生产性项目，全部拿来搞基础设施建设。 1998年到2002年，中国修建了17万公里公路，其中1万公里是高速公路，新建和改建电气化铁路1万公里。
后来他参观国债建设成果展时说：“通过这个展览，人们可以突出感受到，几年来国家经济建设能够取得巨大成就，最重要的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其它方面建设，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人民币没有贬值。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7.8%，比他承诺的8%只差一点点，而那一年中国遭遇了特大洪灾。
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后来评价，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出的克制与担当，为随后顺利加入 WTO奠定了国际信誉基础。
1997年他做出那个决定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
他只知道一件事：如果中国也贬值，亚洲经济会彻底崩盘。他赌的是，稳住人民币，比保住出口更重要。
!Image 9 汇率并轨：中国对外贸易崛起
1993年的中国，同一张人民币有两个价。
官方的价是1美元兑5.8元人民币；市场上另一个价，是8.7元左右。同样1美元，换回的人民币差了将近3块。这就是当时的人民币汇率双轨制。
改革开放后，外贸经营主体逐渐多元，高估的官方汇率对出口的制约越来越大。1988年，国家开放了外汇调剂市场，企业出口赚的外汇可以拿到这个市场上按“调剂价”交易。官方汇率和调剂市场汇率从此并行。
这也生成了套利的空间。有人用5.8拿到美元，转头到8.7的市场上一卖，赚取差价。
1993年5月，外汇调剂市场汇率一度冲到11.2。央行不得不首次入市干预，抛售外汇储备把汇率压回8.7左右。
整个1993年下半年，朱镕基同时在推进几件事：分税制、治理通胀、整顿金融秩序。汇率双轨制是另一颗必须拆的弹。
同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
方向定了，但怎么并？一步到位还是慢慢来？
朱镕基的选择是一步到位。
1994年1月1日，官方汇率5.8直接取消，统一到调剂市场汇率8.7。这让人民币一次性贬值超过30%。
并轨之后，企业不再需要跑关系、找门路去换汇。出口赚多少外汇，按市场价换多少人民币。所有交易都使用同一个汇率。“汇率双轨制不符合国际规范”的问题，在这一天被解决了。
朱镕基在1994年12月的一次讲话中评价，汇率并轨是中国经济改革取得的重大成绩。学者周其仁后来也说，这次并轨是“改革的关键性突破”，改革的成效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Image 10 机构改革： 找几十位部长逐个谈话，没一个人愿意改
国企改革和行政机构改革是朱镕基闯进的两大“雷区”。
1998年的“两会”闭幕式，朱镕基豪情万丈地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都将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任期间，朱镕基躬身入局，干了一件得罪人的大事——政府机构改革。
当时的国务院，机构臃肿、人员冗杂、效率低下。一个事情要经过好几个部门审批，盖十几个章才能办下来。企业叫苦不迭，老百姓怨声载道。
但改革机构，比改革经济还难。
在 1997年的一次谈话中，朱镕基说，他正在操办国务院的机构改革，找几十位部长逐个谈话，结果没有一位部长主动表示自己的部门该撤。长时间坐着谈话使他过度疲劳，每次站起来都很困难。这没有吓退朱镕基，他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
1998年3月24日，他又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国务院总人数要减少一半，决心已定。他一次性撤销或降格9个专业经济部门，按照计划经济模式设计的政府机构框架逐渐消解。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有的40个减少到29个。
截至 2002年6月，经过四年半的机构改革，全国各级党政群机关共精简行政编制115万人。
朱镕基在 200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说，五年来，政府机构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在任期间，他敢于在自己的任期内把矛盾都挑开，把解决问题的责任和风险留给自己，把改革的成果留给后人，展现出一位伟大政治家的胸怀和风范。
叫停住房实物分配，让房地产市场化
1997年，朱镕基到深圳调研。万科董事长王石受邀参加座谈会，后来在回忆录里《光荣与梦想》记录了一段对话。
王石作了个主题演讲，名为《分税制前后对企业的影响》，这也是朱镕基 1993年力推的改革。他不认为两到三年内住宅行业能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彼时 朱镕基反问：“如果取消福利房分配制，房地产行业能成为支柱产业吗？”王石答：“不能。”朱镕基又问：“如果金融市场开放，还不能吗？”王石再次否定。朱镕基再问：“消费信贷放开，还不行？”王石字斟句酌：“两年内不行。” 这时，朱镕基斩钉截铁地说道：“我两年内一定把住宅行业促成支柱产业。”
当年 的中国，住房还是一件“单位发的东西”。 延续了几十年的福利分房体制，把房子当成一种实物福利，由国家或企业分配给职工。到 90年代中后期，这套体制已经走不下去了。
国企大面积亏损，国家和企业都拿不出钱来建房。全国积压了无数无房户和住房困难户，年轻人结婚没地方住，老职工全家挤在一间破平房里。 朱镕基看到了这个死结。
1998年2月28日，他主持召开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亮明了自己的态度：“要作个决定，今年下半年停止福利分房。”
1998年3月19日，刚刚当选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就职后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宣布：“住房的建设将要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但是我们必须把现行的福利分房政策改为货币化、商品化的住房政策，让人民群众自己买房子。”
他明确说：“今年下半年出台新的政策，停止福利分房，住房分配一律改为商品化。”
1998年7月3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通知明确提出：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由政府或单位提供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收入家庭购买或租赁市场价格的商品住房。 中国沿袭了约 40年的福利分房制度，在这一天正式终结。
朱镕基算过一笔账。 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出口受阻，国内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仅仅靠修路架桥还不够，必须培育一个能带动几十个上下游行业的超级引擎，让钢铁、水泥、家电、金融、装修，全链条都能被拉动。 房地产是最好的选择。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判断是对的。
短短几年间，中国完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镇化，几亿人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但代价也同样深远，住宅彻底商品化之后，住房逐渐演变成了后来几代人身上最沉重的生活成本。
2003年，国务院发布18号文件，首次以官方文件形式将房地产业定位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朱镕基推动的这场改革，从废除福利分房到启动住房商品化，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居住方式、城市面貌和财富逻辑。他用一记猛药，把延续了约 40年的“单位分房”扔进了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他或许没有料到这片大海在未来会掀起多大的浪，但中国城市的商业社会、数亿家庭的财富命运，都从1998年7月3日那一天开始，被改写了。
铁腕反腐：
“准备一百口棺材，一口留给自己”
谁能真正反腐，谁就能征服民心。
朱镕基的反腐动作，可谓雷厉风行，有人评价他：“老百姓的清官，腐败分子的阎王爷。”
1988年他当选上海市长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是一个孤儿，从小没有父母，我不怕得罪人。”这句话后来成了他人格的注脚。
1998年3月，朱镕基刚刚出任新中国第五任总理，在一次中央反腐败会议上，留下一句名言：“反腐败就是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决不姑息手软。我这里准备了100口棺材，99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无非是一个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
一句话，让人看到了一个政治人物的担当，他不是坐在后面指挥别人去反腐，而是躬身入局。他带头做清正廉洁的楷模，他为自己“约法三章”：不题词、不剪彩、不受礼。
1997年，他的老同学杨开卷来信，希望得到朱镕基一幅题字。朱镕基婉言拒绝，回信说，我一不怕你借钱，二不怕你求职，就怕你找我题字，因我有“五诫”，此其一也，不能破例，务请见谅。
他常用“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求我能，而求我公”的古训鞭策自己，外出考察时轻车简从，常与随行人员一起吃自助餐，自己拿盘子去盛饭菜。
对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朱镕基要求很严，他告诫下级要“不做假账”、“做清白的人，做干净的人，说老实话”。
1998年8月9日，朱镕基紧急飞赴江西九江。九江长江大堤决口，他勃然大怒，当即怒斥负责人。在他看来，工程质量问题背后往往就是腐败问题。堤坝是拿老百姓的生命在修的，出了事，谁都别想推卸责任。
他在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说过一段话：“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
!Image 13 一锤定音，中国入世
朱镕基在中国加入 WTO过程中的贡献，值得一提。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是多边贸易体制史上最艰难的一次较量，在世界谈判史上也极为罕见。谈判长达 15年，中国代表团换了4任团长，美国换了5位首席谈判代表，欧盟也换了4位。朱镕基总理曾感慨地说：“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
为何谈判如此艰苦卓绝？
一位外国经济学家曾说：“这是一场把全球最大的计划经济国家纳入到市场经济的多边体制的谈判，是一场把全球最具潜力的市场纳入到全球开放的大市场中的谈判。”这样的谈判在国际多边贸易谈判史上并无前例，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有。
在入世的过程中，中国与 37个成员展开了双边谈判。其中中美双边谈判是最复杂、最曲折、最艰难的部分，进行了25轮。美国凭借经济实力，要价非常高，立场非常强硬，谈判还不断受到各种政治因素的干扰。
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美，与美国在市场准入谈判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签署了《中美农业合作协议》，并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发表联合声明。
然而同年 5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谈判被迫终止。
这一停就是半年。
1999年9月11日，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在新西兰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会晤，同意两国恢复谈判。11月10日至15日，中美在京举行最后一轮谈判，朱镕基亲自上了谈判桌。
据当时的中国 WTO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后来回忆，谈判进行到最困难的时刻，双方僵持不下，几乎要破裂。朱镕基亲自出面，把最棘手的七个问题找了出来，要亲自与美方谈判。
谈判桌上，美国人抛出的前 3个问题，朱镕基都说“我同意”。龙永图着急了，不断向朱镕基递纸条，上面写着“国务院没授权”。但朱镕基一拍桌子，说：“龙永图，你不要再递条子了。”
当美方抛出第 4个问题时，朱镕基提出，“后面4个问题你们让步吧，如果你们让步我们就签字”。
5分钟之后，美方同意了中方的意见。
朱镕基后来向欧盟贸易专员拉米回忆这次谈判时说：“我们跟美国的协议，几乎是在边缘上达成的。”美国代表团“是不是真的要走，我不知道，但确实是他们4次改了机票、退了房子”。“最后一次，也就是达成协议的那一次，早上告诉我说他们10点钟要走了，因此我9点钟到他们会场上去。”
2001年9月1 7日，从日内瓦传来了令国人兴奋的消息：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18次会议举行正式会议，中国加入 WTO的全部法律文件获得通过。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第143个成员。
入世之后，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关税大幅降低，市场准入扩大，外资大量涌入，中国制造走向世界。
此后的十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老百姓生活改善最大的十年。这一切的起点，就是 1999年11月15日那张谈判桌上朱镕基的拍板。
时至今日，他主导的一系列改革举措深刻影响着后世。人们怀念着的，正是那个一心为国为民，铁腕担当，坦荡赤诚，清正廉洁的实干家。
!Image 14: 图片 排版| 相与 审校| 星辰、沉舟主编| 孙允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