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美国公立教育的沉疴与出路 | BestBlogs.d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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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Time: 2026-07-23 17:45:00
Markdown Content: 过去三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没有真正地为学生把教育做好。说出这句话的我，曾是一名教师、学区管理者，也长期参与教育转型工作。即使毕业率等少数指标在缓慢变好，公众对公立学校的信心依然低迷，也很少有人认为我们正在为学生的未来做好充分准备。问题的根源可被归结为：我们过于信任成年人，以及他们声称能解决国家教育难题的系统，却极少信任学生与他们表达出的真实需求，也不相信他们对“如何为未来做好准备”的判断。
所以，我想分享几位高中生的故事，他们都是我近期在阿斯彭研究所崛起一代中心（Aspen Institute Center for Rising Generations）工作时接触到的年轻人。
露西亚（Lucia）是一名华裔女孩，生活在纽约多代际社区（multi-generational community）。她发现，社区里的长辈需要数字技术支持，比如调试手机、解决简单的电脑问题，而年轻人又渴望更深入地了解自身的传统与文化。为了同时回应这两种需求，露西亚创办了一个组织，搭建代际之间的沟通桥梁，让不同年龄的人有机会互相学习。
泰勒（Taylor）是缅因州乡村地区的高中生。早在体育博彩相关丑闻登上新闻之前，他就注意到身边很多同龄朋友沉迷赌博网站。泰勒清楚，持续赌博对尚处发育期的青少年大脑有害，于是建立了一个组织，帮助年轻男性建立同伴连接，远离赌博带来的风险。
就在今年，底特律亨利·福特高中（Henry Ford High School）的学生们发现，虽然年轻人通过技术建立的连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内心却感受到强烈的疏离。为了改善社区中的这种情况，他们发起了“断线重连”（Disconnect to Reconnect）项目，引导学生放下电子设备，进行面对面的同伴交流。这些高中生已策划在当地公园举办线下聚会，还计划在学校开展包含游戏互动环节的通宵留校活动。他们持续拓展这类活动，深化人与人之间的联结。
这些案例最值得关注的共同点是：它们都由学生主导，聚焦成年人未必能察觉的问题，并发展出与学生自身兴趣高度相关的解决方案。深入拆解这些项目便会发现，它们兼具跨学科性、协作性与结果导向，充分印证了赋予学生信任的正向效果，且同类案例广泛存在。
事实上我们发现，无论面对哪一类年轻人，只要给他们机会为问题设计解决方案，他们总能带来惊喜。在崛起一代中心，我们接触过在押青少年、有特殊需求的年轻人、新移民青少年等各类群体，结果无一例外。
年轻人早已赢得了我们的信任。但政策制定者是否同样值得信任，则要打个问号。在我看来，过去25年的教育叙事印证了一个核心判断：学校转型始终显著缺乏创造力，而我们却将信任寄托于从未惠及全体学生的经济与管理体制之上。
肯特·麦圭尔（Kent McGuire）和马特·威尔卡（Matt Wilka）的文章梳理了美国教育的发展历程，内容扎实、引人深思。回顾学校教育的目的与办学模式如何随时代演变，确实很有启发。读完他们的文章，出现在我脑海中一个判断是：有一件事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另一件事却丝毫未变。
已经发生巨变的是，我们已经不知道该教孩子什么了。在职业培训与学徒制盛行的时代，我们很清楚该教孩子什么。在斯普特尼克时代（编者注：英文“Sputnik Era”，指1957年苏联发射首颗人造卫星后，美国大幅加强科学技术教育投入的时期），我们也知道应当优先教授什么。在教育转型时期，我们依然确信自己知道哪些基础技能对年轻人最重要，于是搭建系统确保他们掌握这些相关技能。
如今，全美只有约四分之一的人对公立学校抱有信心。我们当然可以将这一现状归咎于多重原因：既有系统性侵蚀公共机构公信力的因素，也有新冠疫情期间美国教育定位模糊的影响，还有大量学校办学成效长期停滞的现实。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需要向内反思这种不满的根源。
我认为，我们已经不知道学校应该教什么了。如果我们自己对教学内容都含糊其辞，自然很难让公众建立对学校的信心。1995 年，史蒂夫·乔布斯提出人人都该学编程。在当时这或许是明智的建议，即便放到今天，编程培养的结构化、线性思维依然有其价值。但在人工智能时代，它已经不像几十年前那样，称得上是颠覆性的教育方向。如今的政策制定者仍在苦苦探寻“人人都应掌握的核心能力”的答案：或许应当增设专门的人工智能课程，或许需要强化持久性技能（即软技能、关系性技能）的评估，又或许短短几年后，又会有新内容被认定必须纳入课程体系。所以说，最大的变化是，我们已经对教学内容失去了清晰的共识。
而从未改变的是，我们仍然固守着极其传统的学校架构——教师、班级、考试、课表、分流政策，以及校内、课后和校外之间泾渭分明的边界。
从最传统的公立学校，到号称最具创新性的特许学校、私立学校，我走访时看到的办学模式依然非常传统。这套系统最大的弊端，或许就是所有决策权都掌握在成年人手中，而恰恰是这些成年人，正在为 “学校该教什么” 的问题一筹莫展。
我与政策制定者、行业意见领袖交流时发现，大多数讨论就算放在二十年前也毫无新意。他们相信特许学校会带来改变，可真正践行创新教育模式的特许学校少之又少，能为办学成果负责的更是凤毛麟角。他们转而诉诸市场力量，期望通过教育券（vouchers）或同类机制，兑现早年失败的补充教育服务项目与历次教育券实验始终未能落地的承诺。截至目前，已有数百万美元被投入各类高中教育重构项目。我不怀疑这些努力背后的善意，也和他们一样，为始终没有取得足够的成果而感到沮丧。
同我长期合作的一位年轻人成长于多代同堂的家庭，他常提醒我：最好的解决方案，往往来自于年轻人的想象力与资深人士的经验智慧相结合的时刻。在我看来，学校教育的未来，恰恰是需要用这种方式来回应的命题。
与年轻人的共创活动不会自动发生，无法靠市场力量推动，更无法用传统的问责指标来衡量。要迈出这一步，我们需要勇气。从单间校舍的时代至今，教育的决策权始终掌握在政策制定者手中，如今，我们必须把权力和决策权分享给离校园最近的学生。
我在担任华盛顿特区公立学校（DC Public Schools）总监时，就开始尝试与学生共创教育解决方案。这些和学生共同完成的工作，是我任期内最骄傲的成果之一。而我作为学区管理者的一大遗憾，就是没有更早地开始，以及做得更多。
我们引导年轻人参与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设立学生内阁，开展学生满意度调查，利用调查结果影响决策。但我想重点讲两个直接由学生建议推动的决定。因为这两项决策，都是在学生向我反馈 “这件事应当推行” 之后，我才正式作出的。第一件事发生在特区公立学校首届学生预算听证会上。当时，我召集了各高中的学生为学区预算提建议，“在各高中均衡配置高阶课程资源”是其中最清晰的一个诉求。多年来同成年人参与的预算听证会里，我们从未听到 “更多学生需要更高难度课程” 的声音，但学生把这个问题摆到了台面上。于是我们推行了改革，大幅拓展了高中的大学先修（AP）课程覆盖，最终学生的参与率和考试通过率都得到了提升。
我还从学生那里听到，他们希望有更多校外学习机会，希望了解世界，体验不同文化。于是，我们也落实了这个需求，为初高中学生创造春假期间前往非洲、亚洲、欧洲、南美洲游学的机会，承担全部旅行费用，有需要的学生还能报销行李箱和护照费用。最终，我们为所有学生创造了一段有收获、有意义的经历。
不妨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让学生参与讨论：学校应该是什么样的，该如何为未来做准备，在校时间该如何安排，会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呢？坦白说，我无法预判他们的具体想法（稍后我会做一些推测），但可以确定的是，答案绝不会是教育券、教育储蓄账户或是学校的数据报告。
这种共创模式还有一个额外价值：作为带来经验智慧的一方，我们这些政策制定者也能以身作则，示范跨越差异协作的意义。如果我们能让不同类型的学生都参与进来，包括优等生、神经多样性学生（neurodivergent students）、对学校疏离的年轻人，以及持不同观念的学生，就能让与我们合作的年轻人看到，和意见不同的人共同设计解决方案，本身就是重要的能力。
我们的责任，是证明共创模式能更好地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有很多事当下就可以启动：设立学生内阁或青少年咨询委员会，并认真倾听他们的声音；开展学生调研，公开调研结果和你的回应；聘请年轻人，赋予他们实质性的职责，同时提供配套支持；演讲时邀请年轻人一同分享，或者与你共同撰写文章；活动中设置青年论坛，并协助年轻人提前为有效参与做好准备；让年轻人加入招聘委员会和理事会。总而言之，认真想一想你手中所有的权力杠杆，然后向外界展示，分享权力会让决策变得更高效。
进而言之，作为领导者，我们可以从四件事入手，激发年轻人的创造力，开启与学生的共创。
第一，也是最核心的原则：询问学生的真实诉求，并信任他们给出的回应。问问学生希望怎样安排校园时光，问问他们认为未来需要具备哪些核心能力，问问他们一天里哪些时间有价值、哪些被虚度，问问他们何时享受学习、何时成长最快。当然，不是所有学生的想法都具备可行性，但成年人的想法也并非全都正确——可我们依然把决策权全部交给了成年人。
第二，同样重要的原则：不要一听到学生的想法，就立刻搬出州政府的规定、教师合同、校园设施、交通政策、课程安排等理由，来解释行不通的原因。如果要释放想象力，就必须打破那些让教育模式百年不变的条条框框。温斯顿·丘吉尔曾说：“我们塑造建筑，而后建筑塑造我们。”这句话如今也适用于教育体系——校舍、法律、政策皆是如此。最初，我们因教育愿景塑造了这些系统，而现在，却被这些系统的限制束缚住了教育的其他可能性。
第三，不要预设“做不到”。为什么高中生不能在高二、高三阶段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学徒制？为什么不能开展学生交换项目，让年轻人体验不同文化？为什么不能设置实习机会，让学生深入研究自己最感兴趣的领域？为什么学生不能在公立高中就读的同时，安排自己的课表，继续追求艺术、音乐或体育方面的爱好？美国的私立学校早已落地上述各类举措，甚至做得更多，公立学校同样可以做到。
最后，当我们与学生共创时，会发现更多愿意加入合作的伙伴：高校、非营利组织、私营企业雇主、社区组织。我们需要他们的信任与支持。他们拥有我们不具备的知识和资源，其中许多也早就期待和公立学校开展合作。
我不认为我们能预知五年、十年乃至二十五年后教育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既不擅长预测未来，也没能证明自己是当下出色的政策制定者。把任何派别的政治议程硬塞进教育体系，或是套用无法为年轻人创造价值的经济模型，都绝非可行之路。我深信，为了面对不断变化的需求，要创造足够灵活、能够回应时代变化的学校，而答案在于建立一种信念：相信我们可以和年轻人一起，共创出充满想象力的解决方案。这条路不仅切实有效，过程本身也会充满意义与乐趣。